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作者|飛蠓《科技日報》5月9日刊發了其記者喬地采寫的新聞《9個陶罐，有可能記錄了一次超新星爆發》，再次重復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等人關于“青臺遺址和雙槐樹遺址中9個陶罐為北斗九星”的觀點。此前我已經寫過兩篇關于“北斗九星”的文章，
作者 | 飛蠓
《科技日報》5月9日刊發了其記者喬地采寫的新聞《9個陶罐，有可能記錄了一次超新星爆發》，再次重復了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等人關于“青臺遺址和雙槐樹遺址中9個陶罐為北斗九星”的觀點。此前我已經寫過兩篇關于“北斗九星”的文章，看過喬地記者大作，我覺得有必要再闡述一次。
1，古代文獻中的北斗七星和北斗九星
喬地文中說，“在沒有指南針的情況下，人們在夜晚看北斗七星來辨別方向。七星明亮，形狀像勺子，極易辨認和判斷方位。……但在古籍中，卻是北斗九星，而非七星。” 那么是哪些古籍呢？喬地含糊地說“先秦文獻稱‘北斗九星，七見(現)二隱’”，然后就迅速跳到宋代，“宋代道教天書《云笈七簽·卷二十四·日月星辰部二》記載:‘右九皇君、九夫人內姓隱諱，知之延壽千年。常夕夕觀之，想見皇君夫人形象威光，憶其姓諱，諦存在心，得見第八、第九星，延壽無窮’”。
看到這里一般讀者可能就真以為古書中都按北斗九星記載了。但事實并非如此，檢索古代文獻可知，從《甘石星經》、《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到《宋史·天文志》等中國古代占星術文獻都毫不含糊地使用了“北斗七星”這個術語。例如今本《甘石星經》中說：“北斗星謂之七政，天之諸侯，亦為帝車。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齊七政”。《史記·天官書》中說“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
最早提到北斗九星的，據我所知是南北朝時期南梁（502年－557年）劉昭注《后漢書·天文志》時自稱引用了《星經》的說法從而提到北斗九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第八星主幽州……第九星主并州……”（這個說法在今本《甘石星經》里并不存在）。
此后元朝的脫脫所撰《宋史·天文志》在介紹完北斗七星之后，以“又曰”字樣開始，附帶介紹了北斗九星，提到了其余二星的大概位置和星名：“第八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見，《漢志》主幽州。第九曰輔星，在第六星左，常見，《漢志》主并州”。之后，以按語形式說“北斗與輔星為八，而《漢志》云九星，武密及楊維德皆采用之。《史記索隱》云：‘北斗星間相去各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而丹元子《步天歌》亦云九星，《漢書》必有所本矣。”說明作者對“九星”提法也不是很有信心，但由于某種原因，他還是記錄了這個說法。
2，北斗九星與道教崇拜關系密切
元代編撰《宋史·天文志》時為何引入“北斗九星”的提法了？我認為這與道教文化的相對繁榮是分不開的。
興起于公元2世紀的道教很早就形成了星辰崇拜，并逐漸過渡到北斗崇拜。一開始是崇拜七星，如《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中處處提到“北斗七元君”，經文里也有“長生超八難 皆由奉七星”的提法。
但隨著道教在發展過程中把“北斗”的地位抬到很高的位置，可能有人對“七星”中的“七”感覺到不滿意，于是借用劉昭注中的“九星”提法，結合道教的“九皇”崇拜，形成了北斗九星的新崇拜。
這個過程我認為是在唐及五代時完成的，宋代道教典籍《云笈七簽》（北宋宋真宗天禧年間[1017年－1021年] 張君房編）第24卷中說：“北斗星者，太極之紫蓋，玄真之靈床，九皇之神席，天尊之偃房。”“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內輔一星在北斗第三星，不可得見，見之長生，成神圣也。外輔一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許，若驚恐厭魅，起視之吉”，論述得相當完備，應該是“北斗九星”提法相對成熟的階段的產物。
到了宋元時代，“北斗九星”的說法已經隨著道教崇拜在民間獲得了很高的地位，因此元代編撰《宋史·天文志》時才猶豫不定地把民間所傳的“九星”記入官方占星術文獻中。然而這個論述與實際天象是不符的，夜間人們抬頭觀星時，吸引人們目光的依然是七顆亮星，而不是什么九星。所以道教文獻中只好一再強調“現在看不見，一旦看到了會如何如何”，猶如后代所謂“車庫里的隱形噴火龍”。
3，雙槐樹遺址中麋鹿骨架位于北極附近嗎？
喬地文章說中說“在北斗九星遺跡上端，即北極附近，還有一頭首向南并朝著門道的完整的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種神奇的動物。……此外，道教有“三蹻”的說法，指龍虎鹿三神獸，它們是幫助神巫上天的橋。顧萬發認為，麋鹿也應有鹿蹻的意思。”
那么，麋鹿骨架出土位置真的位于當時的北極附近嗎？
答案是否。由于地球的自轉軸在群星中間周期性地擺動，因此北天極的位置在天空中并不是固定的，目前它在小熊座α（中名勾陳一）附近，5000年前它在天龍座α（中名右樞，或紫微右垣一）附近，和目前北極為止相比，它更靠近北斗中的“開陽”和“玉衡”。如圖所示：
如果幻燈片中陶罐位置是比較準確的，那么所對應的“北極”位置應該在這里：
是不是“北極附近”，只要不是瞎子，一看便知。
4，青臺遺址中的9號陶罐是超新星爆發的記錄嗎？
喬地在文章中說“其中一顆如今已看不到的星，專家推測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圖》記載：‘黃帝治，景星見于北斗也。’也就是說，在北斗附近出現景星的時候是黃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時代。這9個陶罐，有可能記錄了一次超新星爆發，目前相關研究還在進行中。如果情況屬實，將是對世界天文學史的巨大貢獻。” 這幾句話甚至被編輯提煉成標題。
但實際上用不著說那么花哨，所謂“超新星”純屬子虛烏有。根據目前的的恒星演化理論，超新星爆發是某些恒星演化到末期的產物，分兩種，一種是雙星系統中處于演化晚期的白矮星從它的伴星中吸取了大量物質，達到極限后爆發；另一種是大質量恒星（太陽質量八倍以上的恒星）演化到末期后內部向外膨脹的力抵擋不了自身的引力，引發急速坍縮后爆炸。不管是哪種，超新星出現的特點就是恒星突然明亮，持續幾周、幾個月或者幾年。人類明確記載的第一顆超新星是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出現的，《后漢書·天文志》載：“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后世稱其為“SN185”。
超新星爆發時會拋出大量物質，從而形成一個在夜空中占據一定面積的“超新星遺跡”，這種超新星遺跡通常是具有殼層結構，中央沒有致密天體的輻射源（另有一小部分是中央有致密天體的，有或沒有殼層結構）。后漢書中的記載之所以能被確認為超新星爆發，就是因為后來確實在書中記載的位置（半人馬座α[即南門二]附近）發現了一個超新星遺跡，并且根據氣體殼層膨脹速度，可以倒推它的產生年代，與文獻記載是吻合的。
迄今為止人類已經在銀河系中發現了200多個超新星遺跡。然而很遺憾，青臺遺址9號陶罐所對應的位置上沒有此類發現。
而且超新星持續時間并不長，能被人看到的時間最長也就幾年，古代人放著亙古不變的星群形狀不去記錄重現，而偏偏去記錄一次超新星爆發這種天文暫現事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照這種理論，和超新星相比古人更容易看到形狀獨特外形古怪的彗星，為什么不把這些東西用陶罐或者別的物事模擬出來？
5，北斗九星過去是胡說，現在也同樣是胡說
我在《北斗“九”星是不是湊出來的？》中說過：晚期智人有一種特殊的本領，就是能從一堆雜亂無章的點線中識別出他熟悉的事物（尤其是人臉）的輪廓，這種聯想能力有助于晚期智人發展出高于同屬其他種的古人類的智力水平（當然也有副作用，就是相應地發展出了迷信和宗教）。把這種聯想能力運用于對天空的觀察，就產生了最初的星群（asterism）概念。
距今約5000年前，北天極位于天龍座α（中名：右樞）附近。抬頭向北方望去，北斗七星清晰可辨，且圍繞北天極做周日視運動，住在黃河流域的人幾乎整夜可見，幾乎不可能無視它的存在。這7顆星亮度除天權稍暗（3.32等），其余6星亮度均在2.5等以上，排列也極其規整特殊，一眼難忘，所以自古以來這個獨特的星群包含哪些星是毫無爭議的。
中國之外的其他位于北半球的文明區域的人們也注意到它的存在，而且無一例外認為這個星群由七顆星組成。特別明顯的例子如：
那么要往這個眾所周知的“七星”里再加兩顆星，要么就得說另外兩個需要機緣巧合才出現并被看到，要么就得從周圍的暗星中隨意點兩顆湊數。而無論是哪種做法，對于看不見的星的位置的敘述就顯得混亂和不一致。例如，劉昭注根本沒提另外兩星的名稱和位置；《宋史·天文志》中雖然把開陽附近的暗星大熊座80（約4等）算成所謂輔星，但所謂弼星“第七星右，不見”；而《云笈七簽》中卻說“內輔一星在北斗第三星，不可得見，……外輔一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許”。
而相同的一幕在解讀遺址中陶罐的排列時又出現了。從俯視圖中可以看出，青臺遺址中陶罐的排列與雙槐樹遺址中陶罐的排列判若云泥，但似乎并不妨礙相關“專家”說“兩處遺址發掘出的北斗九星陶罐，按七星形狀排列的陶罐都較大，在七星的東北和西南兩個方位則是兩個較小的罐子，正好對應天上的九星形狀”。
古人要湊七為九，是出于數字崇拜這種典型的數字神秘主義：地上要有九州，天上要有九野，人體要有九竅，親戚關系要有九族，氣候上要有數九寒天……北斗是七顆亮星，雖然七在傳統文化里也有一些對應的崇拜，但古人認為這個數配不上北斗的尊貴地位，所以無論如何也要給它湊出九星來。
而“專家”硬要湊七為九，我們就不知道是出于何種動機了，這有待未來的歷史學家揭示。
?
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