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水寺電動面條機價格（范雨素的真實與不真實）

從12歲開始決意離鄉，到40歲以后無法還鄉，和家鄉與親人的距離，只有幻想才能彌補。?主筆｜王珊記者｜印柏同編輯｜陳曉一本科幻底稿北京皮村和四年前不一樣了。自2017年以來，這座位于飛機入港航線下面的村莊有了很大變化，做了硬化水泥路，村里不再

從12歲開始決意離鄉，到40歲以后無法還鄉，和家鄉與親人的距離，只有幻想才能彌補。

?主筆｜王珊

記者｜印柏同

編輯｜陳曉

一本科幻底稿

北京皮村和四年前不一樣了。自2017年以來，這座位于飛機入港航線下面的村莊有了很大變化，做了硬化水泥路，村里不再塵土飛揚；露天旱廁拆除改建成沖水廁所，有專門的人打掃衛生。村里兩三層的樓房大多被四層公寓替代，因為租金便宜，越來越多的白領來這里租房，皮村不再只是農民工聚集的地方。沒有改變的是，天上依然有飛機以兩分鐘一架的頻率飛過，引擎聲轟隆著滾過村莊上空。如果閉上眼睛，會以為自己身處戰爭時期的防空洞。

但范雨素的生活沒什么變化，她仍然住在這里，租一間加蓋在二層樓上的屋子，層高很低，看著只有一米七左右。房間里沒有熱水器，沒有燃氣，做飯要在走廊支電磁爐，房租一個月500元——這不是想象中一位“名人”的生活。

范雨素是在四年前成名的。那時她還是一名在北京打工的湖北農婦，帶著兩個女兒，以做育兒嫂為生，閑暇時喜歡看書寫作。她的一篇自述性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網絡上走紅。文章用的是那會兒比較流行的非虛構體，記述了她出生的村莊、家庭，以及自己離鄉后在城市漂泊的經歷，文字樸素又不乏幽默戲謔。文章發表后，閱讀量達到400萬。

《我是范雨素》文章截圖

《我是范雨素》在網絡上發表那天，范雨素抓著手機盯著閱讀量，在窄小的房間內來回踱步。手機是大女兒10年前淘汰給她的，粉粉嫩嫩的顏色，屏幕上端碎裂成蛛網狀，卡頓時“跟得了偏癱一樣”，連微信支付都用不了，但能看到文章的閱讀量噌噌往上漲，“發火箭似的”。她覺得自己一天之內掉進了輿論的旋渦，第一批來找她的媒體就超過30家，她走哪里，記者跟到哪里，浩浩蕩蕩的，讓她講寫作的初心和經過；手機里短信提示音響個不停，又卡了。

出名給她帶來了一些改善生活的機會。因為當過育兒嫂，有一個媒體平臺邀請她寫育兒，每個月出四篇稿子，每篇1500字，一個月就有上萬元收入，她沒接。也有不少電視臺找她去做講座，她不去，“推掉的出場費加起來都有3萬塊了”。最有吸引力的是一家出版社拿著20萬元現金，要簽她的作品，她連面都沒見。

范雨素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她覺得這座城市有文化（者也 攝）

范雨素有自己的打算，她說不想寫那些輕飄飄的東西。所有對《我是范雨素》的評價中，她最喜歡的是“有力量”，她打算用更大篇幅繼續“有力量”的書寫。為了有時間寫作，范雨素辭了賴以為生的育兒嫂工作，僅靠每月打零工的兩三千元收入維持基本開銷。寫作過程比想象的困難，她總是下不了筆，不知道如何開頭和敘述。實在沒有辦法，就給自己做硬性規定：“每天寫夠十頁，跟干體力活兒一樣。”有時候沒有靈感，她就喝點酒，趁著酒勁兒寫；實在寫不出來，就將字寫大一些，湊夠十頁，“就像掃地，你每天必須干夠這些量”。

讓人驚訝的是，她最終交出的底稿是一本“科幻小說”。小說里，范雨素和家人們帶著各自顯赫的前世，生活在一個叫打伙村的村莊。他們之間所有的行為、關系，包括承受的苦難，彼此的疏離、怨念、恨和愛，都是冥冥中的前世通過一些玄妙的物理學理論在起作用。

這跟編輯最初的想象不太一樣。《我是范雨素》文字和視角給人最大的感受是真實，是普通人觀察生活的視角。語言沒有經過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的處理，文字沒有表演性，甚至看不出她有很明確的寫作意圖，這件事本身就很打動人。可是范雨素交出來的這部底稿，題材和風格都跟《我是范雨素》不太一樣。雙方對文本的理解有些偏差，幾次溝通并不是非常順暢，最后沒能在合同約定的時間如期出版。

但范雨素說，這部“科幻”底稿是她“成名”后的第一個完整作品。如果《紅樓夢》和《西游記》打9分，她給自己的作品打7分。書中是一個幻想的世界，但又包含了她所有的經歷。寫作時，范雨素覺得自己像個創世者，可以無所不能地構建，“就像開發游戲的程序員，是這個游戲世界的上帝，可以安排每一個人的命運。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是相通的。這種自信能夠轉換給現實世界中的我，讓我的自信增加，變得更有力量”。或許，這種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的寫作，是她面對自己過去的一種方式。因為，那些日子“太苦了”。

小時候

范雨素出生在湖北襄陽市郊的農村，村子距離襄陽東站只有10公里，開車大約20分鐘。作為湖北的第二大城市，襄陽每年的外出務工人口在整個湖北省位居第一，這些人中有很大比例就是從襄陽東站出發的。它是中南地區非省會城市中的第一大站，往南抵達武漢，往北能到西安，往西則至重慶，往東至鄭州，到北京只需要四個多小時。

2018年，范雨素回過一次老家。那時高鐵還沒開通，她傍晚從北京西站出發，坐的還是綠皮火車的硬座，一晚上搖搖晃晃十多個小時，到家時天剛亮。離鄉多年，村子跟她記憶中的很不一樣：以前家家都是一層瓦房，現在卻是一溜的三層小樓，獨門獨院，干凈又闊氣。因為高鐵的修建，村里還有了酒店，入住的主要是技術人員和工人。“我媽老了，舅舅老了，嫂子老了。”唯一沒變的是家門口的三畝大池塘，水面還像小時候一樣開闊。

范雨素家有五個孩子，她是老小，上面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兩個哥哥要讀書、考大學，兩個姐姐一個發燒燒壞了腦子，一個有小兒麻痹癥。母親原來是村里的婦女主任，除了村干部的活兒外，還要照顧生病的兩個女兒，借錢給她們看病。范雨素說，大哥高考失敗后一心想當作家，買各種各樣的書，折騰出去不少家里的錢。大多數時候家里只能吃紅薯，偶爾能吃上一回饅頭。在范雨素的印象里，母親很能干，但一直是一張愁苦的臉，經常在家里哭。

父親不愛說話，年輕時在廈門當兵，還上過一年軍校，會修飛機。他跟母親是娃娃親，本來有提干的機會，母親怕他變心，堅決讓他退伍回了家。父親回家后整天黑著臉，寡言少語，偶爾才提起他在外面的見識。他會講廈門的炮聲，說那里一天到晚都在發射炮彈，震得人耳朵都要聾了；講北京軍區有哪個司令跟他是同一年入伍的，一起參加培訓，還提到有個大學教授是他的高中同學。雖然都是三言兩語的概述，但話里話外流露出一些意思：只要他愿意，找同學幫個忙，家里的生活就能改善。小時候，范雨素常盯著父親在天安門前的留影看，年輕的父親英姿颯爽，范雨素心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印象：父親是有能力讓家里人過上好日子的，只是他不愿意。“我那時就開始恨他，恨他不會賺錢。”他就像一棵大樹的影子，看得見，但沒有用。那會兒她讀到《傅雷家書》，便羨慕傅聰有一位能談藝術的父親，從戲曲、小說、美術到音樂，無所不能。“我要是也有傅雷這樣的父親，我可能也成為藝術家了。”

“我現在已經不怨我的父親了，經歷了苦難，我理解了。”2021年4月的北京，天氣漸暖，范雨素坐在我的對面，穿著一件紫色的毛衣開衫，圍巾也是紫色，是用心搭配過的。她個頭兒不高，一米五左右，梳著齊劉海兒，頭發蓬松、整潔地綰在腦后，看著比幾年前白一些。手指還是原來的樣子，因為做保潔，長期接觸水泡得有點發白，是一雙久經勞動的手。范雨素說，從小自己在家里就是個不被注意的人，“拿著一個小籃子，挎在胳膊上，和其他小孩一樣”，幫家里放牛、割草、割麥子。

只有看書的日子是快樂的。范雨素小時候愛讀書，沒有體系，遇到什么讀什么，有的是哥哥買的，有的是從親戚鄰居家借的。書里沒有父親的悶悶不樂和母親的悲苦，沒有生活的貧困，沒有對父親的怨恨。她喜歡看小說里故事發生的地理位置，然后在地圖上尋找對應的地點，看它在哪個大洲，如果是河流，又會流向哪里。她跟著書里的人物一起冒險、經歷村莊生活不會有的快樂和磨難。有一本書叫《梅臘月》，講的是解放初期云南少數民族的斗爭，里面很多人為了戰斗要溜繩索，攀爬懸崖峭壁，她就想象自己是其中的一員，跟著他們歷險，“溜繩索多勇敢啊，一個動作做不好就死了”。

法國科幻小說家儒勒·凡爾納寫的《神秘島》，她印象最深。幾個主人公流落在荒島上，為了生存，不斷做各種實驗，制造陶器、玻璃、風磨、電報機，用手表的表盤借光生火，遇到困難還總有神秘人物相助。她在心里跟書里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各個主人公都無所畏懼、勇往直前，仿佛世界上沒有他們辦不到的事情。他們影響了我，我成了他們，他們成了我，這給我帶來許多勇氣。”

12歲時，范雨素一個人離家了。起因是跟嫂子吵架，哥哥打了她，她一氣之下跑去火車站，學著書中知青逃票的經驗，跟著人流上了一輛開往柳州的火車。“恐懼”“害怕”，是那段經歷留在范雨素腦海中最深的印象。真實的外界跟她想象中太不一樣了，沒有處處拯救她于危難的神秘人物，維持三餐都很難做到。她去飯店打工，每天洗碗、洗菜、端盤子，手都生了凍瘡，還要被老板斥責“笨手笨腳”。晚上沒地方住，只能去車站睡。上世紀80年代的車站，聚集著各色各樣的人，流浪漢、搞傳銷的、拐賣兒童的……為了保護自己，她會找面相老實的人，挨著別人。“這樣壞人就認為我跟這人是一起的，不會來打擾我。”范雨素說，有一次她被一個民警叫醒，說有人在騷擾她。她揉著眼睛看了對方好久，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三個月后，她決定回家。“我年齡太小，一個人在外面無法維持生存，我受不了了。”

在村莊

30年后，在《我是范雨素》里，她這樣描述自己12歲時的流浪：“我按照知青小說教我的七十二道伎倆，逃票去了海南島。那里一年四季鮮花盛開。馬路上有木瓜樹、椰子樹。躺在樹下面，可以吃木瓜、喝椰汁。我吃水果吃膩了，就到垃圾桶里找吃的。小說里的主人公都是這樣生活的。”

沒有苦難，沒有危險，更多的是詩意和浪漫——范雨素擅長這種表達方式。她寫自己在皮村的住所，把8平方米的小格子間稱為“總統府”：冬日陽光普照，還有兩條大狗的忠誠守護。有評論認為，這種“克制”的寫法，是她樂觀豁達的證明，也是她讓人贊嘆和尊敬的地方：不斷失敗，依舊陽光。或許這也是《我是范雨素》走紅的一個原因——她表達了一種讓人“喜聞樂見”的苦難，可以承受，可以消解，不讓觀看的人感覺沉重和負擔。

但對承受的個體來說，苦難并沒有這么容易跨越。它讓身體更粗糙，也讓心更敏感。四年前，出名的第二天，范雨素就躲了起來，拒絕接受媒體采訪。她給朋友發了條短信：“請轉告諸位，因媒體的圍攻，我的社交恐懼癥，已轉成抑郁癥了。現在已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廟里。我不能見任何人了。”其實，當時她就待在皮村的家里。成為眾人的焦點既讓她興奮，也讓她不自在。那些蜂擁而至的鏡頭，急切又莽撞，她懷疑它們的意圖。“把我拍得太丑了，像個妖怪。”范雨素說，“他們那么專業，肯定是故意的。”

人口眾多的皮村，對范雨素來說是一種保護色，誰都不認識誰，也就不會有人評價她（夏天 攝）

30歲以后，范雨素很少拍照片，“看到照片就像在回看自己的人生，不敢面對”。接受采訪時，她不喜歡講自己，總會將記者提出的每一個有關她的問題都扯到從書中看到的話，或者自己與名人的接觸。與她交談，像是在拼一個破碎的拼圖，費盡心力也難摸清她這些年的際遇。唯一確定的是，12歲時的流浪就像她人生的真正開端，此后她幾次離鄉，又幾次回去，在村莊和城市間來回游蕩，難以安定。

第一次出走又回家后，村莊已經不好待了。上世紀80年代，在農村的傳統觀念中，女生離家出走等同于私奔，“不好嫁了”。在村里人的指點和竊竊私語中，小哥哥幫她找了一份工作，在距離家八九里外的一所小學當民辦教師，教學前班和小學一年級，一個星期才回一次家。很難想象一個只有12歲的小孩是如何管教幾十個孩子的，范雨素卻覺得不難，誰不聽話，就打手板，學生們因為怕挨打，學得都還不錯。她記得，有一次一個孩子因為沒寫作業挨了打，第二天，小孩哭著跟她說，手都腫了。

學校的日子如白開水一樣平淡，每天小學生放學后，她都去操場轉圈圈，因為“迷茫”“痛苦”。學校的早讀課，學生們讀課本，她在一旁讀《陶淵明集》，那位千年前帶著才華遠離城市，在鄉村過著窮苦生活的古人，多少給她一點安慰。從學校訂閱的報刊中，她還知道了許多哲學家的名字，印象最深的是“犬儒學派”的代表人物第歐根尼。第歐根尼認為，除了自然的需要必須滿足外，其他的都無足輕重。這是范雨素的另一種安慰：“你看他整天躺著不動，名氣還那么大，受每個人尊重。他就是偶像。”

范雨素說自己想跟人交流哲學，卻發現身邊沒有一個人能接住她的話題。隨著年歲漸長，相親、結婚被提上日程，同事和親戚一共給她介紹過三次對象。一個是郵政局的臨時工，范雨素覺得跟自己一樣不是正式編制，沒有同意；一個是大隊書記的兒子，談過很多女朋友，她認為對方品行不好；還有一個是村里的農民，她也沒看上。范雨素認可自己的價值，可心底又不免自卑。她總會提到一個類似天平的比喻：“民辦教師在當時地位非常低，連鴻毛都比不上。人家看你是什么人，就會給你介紹什么樣的人。”

她再次想到了離開。考大學在當時看來是唯一的方式，她報了成人自考，白天上課，晚上備考。為了逼自己進入學習狀態，她仿效古訓“頭懸梁，錐刺股”，在桌上放了一把亮晃晃的錐子，還不敢讓別人看到，“怕別人說這么用功還考不上，讓人笑話”。考試結果出來，數學和英語都很差，但語文過了及格線，考了60多分，“跟當年大學語文的錄取平均分差不多”。自己沒有上過高中，也能達到平均水平，范雨素說自己又有了自信，再次有了“赤腳走天涯”的勇氣。

去北京

1994年，20歲的范雨素辭去工作，獨自一人來到了北京。這是她第二次來北京，上一次是兩年前——參加成人自考后，到底是留在鄉村還是去城市，范雨素內心有太多困惑和迷茫。她覺得哲學家能幫自己，就一個人到北京，找到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位老師，她是從學校訂閱的報紙上知道他的。范雨素記得，自己是在臘月二十到的北京，那天刮大風、很冷，她只穿了一雙方口的布鞋，衣服也很單薄。見到那位老師時，對方很忙，態度卻很好。范雨素提出想在北大哲學系旁聽課程，老師問：“小姑娘，那你在北京能夠生活嗎？”范雨素一下答不上來了。

分別時，她往北大南門走，走了幾分鐘，感覺背后跟著一個人，回頭看，竟然是那位哲學老師。她意識到對方是在送她，心里突然一暖，“從小都沒人這樣尊重過我”。這段簡短的回憶使北京成為她離鄉后的首選目的地——這是一個有人情味、有文化的地方。她讀過的那么多書里，許多作者也都在北京，這讓她感覺親切，仿佛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里提前擁有了不少熟人，只要自己努力生活，機緣恰當，總有一天能遇見他們。

剛到北京時，范雨素在飯店打雜，端盤子、洗碗、拖地……早上4點多就要起床，晚上11點多才能躺下。偶爾空暇時，她會去瀏覽馬路邊的樓市廣告。那時北京房價才三四千元一平，50平方米的房子不到20萬元。她夢想能在北京買一套房，像一棵樹那樣成功移植到這個城市。

最初給她信心的是當時的丈夫，東北人，年紀跟她一樣大，是個包工頭。上世紀90年代正是北京大搞城市建設的時候，看著大工地一樣蓬勃發展的北京，范雨素覺得對方能干活兒，有潛力。她帶著他回了趟老家，母親和家里其他人沒說什么，只是看了一下對方的身份證，就同意了這樁婚事。可結婚后，對方不斷去發廊找小姐，賺的錢被揮霍干凈。范雨素想管，對方就打她，她越反抗對方打得越狠，有一次實在覺得痛苦，她找了根繩子上吊，被人救下來，昏迷了兩天兩夜。

圖｜視覺中國

“家暴對她的影響很大。”范雨素的朋友王德志說，“最初認識時，她看任何人都是警惕的、小心翼翼的，只有熟了之后，才會稍微好一點。”《我是范雨素》火了之后，媒體涌進皮村尋找范雨素時，與她認識了三年的文學小組的成員，沒有一個人說得清她住哪里。很多采訪她都安排在女兒好朋友的家里，只有一個房間，10平方米左右，擺著簡單的幾樣家具。或者將人約在皮村的一個小飯店，聊天時伴著灶臺和排風扇的轟鳴，像極了天上飛機掠過的聲音。

范雨素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順利。她原名范菊人，因為出生在菊花盛開的時節，所以母親給她取了這個名字，寓意菊花開時成人形。但她十幾歲時看了瓊瑤小說《煙雨濛濛》后，給自己改名范雨素，象征雨中穿著白色連衣裙的美麗女孩。她曾向往的愛情也是瓊瑤小說式的：出現一個男人，永遠無條件地對女生好，不會介意身份地位的不對等。有一次讀到《平凡的世界》，書里的主人公孫少平靠寫書成名，擺脫了煤礦工人的身份，但沒有去尋找更好的婚姻對象，而是選擇照顧逝去師傅的妻子和孩子。范雨素讀了三遍小說，深深地被感動，感嘆自己身邊沒有這樣好的人。

她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也曾試圖再次相親，可婚戀市場對一個帶著孩子的農村婦女并不寬容，她受不了被人抬著眼睛從上到下打量。她帶著兩個女兒住到北京北三環的一處地下室里，將辣椒炒干、磨碎，然后加鹽，用來拌白水煮面條。那是回憶中“最黑暗的日子，覺得看不到光”。她在天橋擺攤，為了防止城管驅趕，出門一定帶著小女兒，以獲得同情。因為房租不斷上漲，她需要不斷搬家，“身份證一定要帶好，其他的都可有可無”。

她擺地攤賣過舊書，做過舊家具買賣，最穩定的一份工作是育兒嫂。出名之前，她已經做了10年育兒嫂。這個行當相對穩定，如果遇到合適的雇主，起碼能干上一年，這意味著一年都不用擔心收入。范雨素手腳不利索，做飯不好吃，但也有自己的優點。“有一次，有個雇主到家政公司，對著我們好幾個人問，誰會教杜曼閃卡（源自美國的一種嬰幼兒教育方法），他們都不會，只有我會。”

很少有一份工作像育兒嫂一樣，需要在兩個完全不同甚至帶著強烈差異的生活環境中來回切換。在雇主家里，范雨素常跟主人家的孩子一起住，往往是家里最好的房間，二三十平方米，有陽光，有空調，室內溫度一年四季保持26攝氏度。她跟過最闊綽的雇主，家里有1000多平方米，12個衛生間，有專門的阿姨負責打掃衛生，角角落落都擦得锃亮。還有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雇主，2000年初就背著一個價值七八萬元的包，相當于將“縣城的一套房子背在身上”。而范雨素在皮村的家，三個書柜全是從舊貨市場淘來的，加上一把椅子、一張桌子，才花了300塊錢，這是她來北京后給自己買的僅有的家具。“有錢人家的花錢方式跟我的花錢方式，那是兩個世界。”

皮村是一個打工者匯集的村子，本地人口不到2000人，外來人口卻有5萬左右（夏天 攝）

范雨素說自己在以旁觀者的視角看待“人世間的繁華和苦難”，“有時候也是麻木的”。有一年春節過后，她在家政公司等工作，來找活兒的人特別多，“把家政公司都擠爆了”。有一個農村來的婦女開始哭，說自己不識字，只會寫名字，沒有人愿意雇她。“她哭著訴說自己的經歷，有兩個孩子，丈夫還家暴她，但沒有一個人勸她。大家都麻木了，我也是。”

也有被刺痛的時候。有一次，一位熟悉的雇主約她出去吃飯，兩人都帶著孩子，點菜的時候，自己的小女兒將菜單搶了過去，指名要點紅燒肉，她“心里難過得要死”。還有一次，她跟著一位雇主去親戚家，吃飯時，雇主的親戚給她拿了一雙一次性筷子。每到這些時候，范雨素就提醒自己只是在做角色扮演，“我飾演的是一名育兒嫂”。

和童年一樣，只有閱讀能夠暫時紓解她的心情。狹窄的出租屋里，三個書柜里都是書，從廢品站和潘家園市場淘來的舊書，一塊五到三塊錢一斤。她還買了“微信讀書”的會員，每個月19元，可以下載幾百本書。她帶著兩個女兒一起讀。有段時間她們一起讀《佐賀的超級阿嬤》，講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小主人公德永昭廣被母親寄養在佐賀鄉下的外婆家。雖然日子窮到不行，但樂天知命的外婆總有層出不窮的生活絕招，日子也就開心了起來。如果說童年的閱讀為她打開了通往外面的窗口，如今的閱讀則是她抵抗外界的一種工具。“我看文學就是要找到共情，找到共鳴。我現在讀文學作品都是在書中找自己，找不到就不看了。”

今年她最喜歡看的書是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書里，女主人公破譯了外星人的語言，有了看到未來的本領，在知道自己一生將面臨苦難之后，她依然選擇面對，按照自己向往的人生道路前進。范雨素對這個故事有了共情：“人家知道人生這么苦還勇敢面對，我的一生也得這樣。”還有一本官場小說，她也讀得流眼淚。文中的主人公是1979年從農村參加高考的大學生，碩士畢業后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最初他總是強調清高、面子，所以一直過得不好。在洞察人情世故之后，他變得實際起來，隨后一路官運亨通，生活也好了起來。范雨素覺得對方跟自己很像，都是為生存放棄了尊嚴。

寫作者

《我是范雨素》發表后，范雨素躲開前來采訪的媒體，卻看了每條評論，“得有1萬條”。有人將日本學者的評論轉給她，她看不懂日文，但也高興自己寫的文字傳到了國外。四年后，她還記得那些評論：“他們說我里面的每一句話都有歷史背景。比如我媽當選村干部，是建立在男女平等之后的；我出門打工，大的背景是中國的人口流動。還有人說我寫的文章把性別和階層交織在一起……”

不過，寫文章那會兒，她可沒想這么多。寫《我是范雨素》的緣起不過是有一天，80多歲的母親打電話跟她抱怨，說村里征地建高鐵，每畝地只給2.2萬元的補貼，村里人不同意，每家派個代表去談判。因為大哥出門打工了，母親一個人跟著隊伍，結果起了沖突，推搡中母親的胳膊被拉脫臼了。范雨素聽著揪心，覺得母親一生都過得太苦，越想越難受，就在紙上寫母親，寫了五個小時，寫成一篇《農民母親》。她將稿子給一位認識的編輯看，編輯讓她加點自己的故事，于是有了《我是范雨素》。

在網絡上成名前，范雨素寫作的時間并不長。她沒有受過專業的寫作訓練，除了閱讀，就是在皮村的文學小組聽課。這還是她來北京后的事。在這個偌大的城市里，散落著很多像她一樣，被某種懵懂但強烈的欲望驅使著，離鄉背井，帶著低微但驕傲的靈魂，在城市與鄉村間流浪的異鄉人。他們大多家境不好，穿著舉止也有些土氣，吃過很多苦，卻從未放棄從苦海中上岸的愿望。文學是他們救贖自己的一種方式，皮村則是他們的一個聚集地。村里有個文學小組，由一幫志愿者發起，每周會請北京各大高校的中文系老師來授課，教小組的成員們如何寫作，如何寫開頭和結尾，寫作素材就是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經歷。

范雨素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的一天》，用時間表完整記述了她一天內做的事情。那時，14歲的大女兒已經出去打工，為了照顧二女兒，她在村子附近的一個幼兒園尋了個老師的工作，每個月2000多元。范雨素每天早上6點20分起床，洗漱后到幼兒園上班，給飲水機上水，幫學生盛飯，看他們吃飯，給生病的孩子喂藥，還要根據教材給孩子們上語言課，帶孩子們做游戲。孩子們午睡時她批改作業。下午4點20分學生放學后，她負責打掃教室的衛生。在這份安排得滿滿當當的日程表里，只有兩段時間是最愜意的——早上步行上班時聽古詩詞，晚上下班路上聽鋼琴曲。早上時間匆忙，范雨素走得快，20分鐘就能到學校，晚上卻慢悠悠地晃了一個小時。在這兩段時間里，她是自己最想成為的范雨素。后來，她還寫了一篇《農民大哥》，1000多字，講哥哥追尋文學夢不成，最后老老實實當農民的故事。這篇稿子發在一個非虛構寫作的公號上，讓她獲得了2000元的稿費。

范雨素說，與之前相比，皮村通往北京市區的公交車多了好幾輛。圖為皮村車站（夏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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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洗碗工、地攤小販、育兒嫂之外，北京的范雨素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寫作者。尤其在《我是范雨素》發表后，她成了文學小組里名氣最大的作者，被選為小組文集的主編，每兩個月寫一篇卷首語，千字左右。每篇卷首語她都寫得很認真，要想個十來天才能下筆。因為不想被人認出是育兒嫂范雨素，她不愿意再去需要登記個人信息的家政公司或者App搶活兒，只在一個小時工群里，偶爾接些私活兒，每小時只有30元。不做零工也不寫作的時候，她有時在家，大聲朗誦古詩或者自己寫的詩歌，讀到熱淚盈眶；有時出門，聽著音樂，去皮村隔壁的溫榆河走一走。只要天氣不熱，她都會戴上圍巾，薄的、厚的，紅的、紫的，她換著戴，“累計得有30條”。來北京后，她見到的文學寫作者們都喜歡這樣打扮。

科幻和穿越

文學小組的老師張慧瑜畢業于北大中文系，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教師。在范雨素出名前，他就聽她講過要寫一本小說，有關家人的前世今生。張慧瑜當時很吃驚，在給他留下印象的工人文學作品里，詩歌和散文比較突出，小說非常少。“寫小說不僅需要對文字精準的表達能力，還需要大量時間進行推敲。”而一般勞工階層的時間，大部分得用在維持生計上。

但范雨素下了決心。從2015年開始，她就在醞釀這部小說。一開始用的是穿越劇形式。沒寫多久，又覺得穿越形式這些年被寫得太多，太低端了。當時，劉慈欣的小說《三體》獲得第73屆世界科幻大會“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她覺得科幻更高級，有讀者，所以自己也去看物理學相關的書，包括加來道雄的《超越時空》、大栗博司的《超弦理論》，還讀了《給嬰兒的量子力學》。

“拾到籃子都是菜”，范雨素把零零散散自學的物理學內容都加進了小說。她并不擔心自己是否能夠駕馭這些理論，也不擔心讀者是否能讀懂她博采眾家、雜糅演繹后的理論。對于讀者和作者的關系，她有一種樸素的樂觀。她舉了一個例子，人大附中的教師李永樂在網上講科學，有8000萬粉絲（其實是543萬），“既然是粉絲，肯定能看懂他講的東西”。

往科幻轉型的作品，發生在一個更宏大的空間——楊六郎、楊門女將和楊過結為族人，影星范冰冰也成了她的族人，還有動畫片里的角色、兒童歌謠、流行歌曲的歌詞，前幾十年所有的閱讀和見聞，她都剪輯拼接在一起。主角仍然是自己的家人：母親、舅舅、父親……父親是前世的帝王，母親今生是來給他贖罪的，舅舅是“力拔山兮”的將軍，他們都通過喝孟婆湯穿越到現在，在湖北襄陽打伙村成為一家人。促成穿越的，除了命運的神秘力量，還有一些物理學的智慧，比如光的波粒二象性。原本這個概念是講光的特性，既能像波一樣向前傳播，又像其他粒子一樣具有能量。范雨素想，那項羽的力量就這樣通過光跨越時空，傳到舅舅身上吧。雖然現實里，舅舅只是村里一個普通農民，既不是大力士，也沒有練過武功。

她給自己設定的角色是一個無名氏，原型是“一飯千金”典故中的洗衣婦：大將韓信在未得志時境況困苦，常去河邊釣魚果腹。河邊有一個洗衣婦看他可憐，總是把自己的飯送給他吃。韓信說自己功成名就之后會報答她。洗衣婦聽了很不高興，說給飯并不是希望獲得對方的報答。但韓信功成之后，還是給她送了一千兩黃金。范雨素想以這個故事表明，自己雖然窮苦，但靈魂高貴，終得福報。

范雨素說，想通過這本科幻小說，將過去、現在、未來疊加在一起，表達如果突破時空的界限，“人和人之間并沒有階級差異，是自由和平等的”。小說里寫了一個戰國的大官，沒有出人頭地之前，所有親戚都對他愛搭不理，等他衣錦還鄉之時，親戚們又在五里地外跪著相迎。范雨素說，這個“大官”也是家人的前生，前世帝王身，今生不得志。如果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誰都會有窮有富，所以不用在意現在的苦難。

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文學小組的一位成員記得，有一天范雨素拎著三個大袋子走進小組辦公室，驕傲地將手稿攤在桌子上，像展示自己的稀罕家當一樣說：“這就是我的手稿，十幾斤重，大概有100多萬字，寫死人了。”后來，有人幫她將稿子輸入電腦，累計6.5萬字。

“那些不真實”

在我們采訪的那天，范雨素剛看了一則新聞，一個女人靠做育兒嫂四年，替丈夫還清了80萬元外債。“如果我沒有出名，老老實實賺錢，40萬元應該有吧？”說到這里，她停頓了一下，“2018年，我當時一個月工資有6000元，現在怎么也得七八千。”但因為投入這本書的寫作，她推掉了大部分其他可以賺快錢的活兒。找她約稿的人越來越少，上一次收到稿費還是一年多前。去年額外的收入是參加了一個公益組織的活動，開了兩次線上會，拿了1700多元的會務費。

她付出了現實的代價，卻還沒有找到欣賞這本書的人。從市場的角度看，出書和拍電影有相似之處，風格明確的類型片，更能滿足市場期待。而范雨素的作品，不屬于任何一類。非虛構？虛構？科幻？玄幻？很難分得清楚，她也拒絕做區分。因為和編輯無法達成一致的修改意見，小說的出版計劃停滯了。手稿放在張慧瑜那里，他在幫她尋找新的出版社。張慧瑜覺得，不能以嚴肅小說或者非虛構文體來要求范雨素現在的寫作。他以一位導師的善意提醒記者：“如果（把小說）看作是一種屬于她的特殊文體呢？”

可有多少作者有能力讓市場接受一種獨屬于自己的文體呢？即便她是范雨素。而且，她還只是范雨素——這是一個并不強壯的新生的名字。以往在村子里，大家都叫她的小名“紅菊”，在北京擺地攤時，別人叫她“湖北佬”，當了育兒嫂后，比她年紀大的雇主叫她“小范”，年紀小的叫她“范大姐”，或者直接叫她“阿姨”。

“你的真實經歷是你最寶貴的東西，也是大眾愿意看的。為什么不寫呢？”采訪那天，我問她——這也是我和其他跟她接觸過的編輯交談后共同的疑問。

“我不想寫，我覺得那些不真實。”范雨素又是搖頭。

對她來說，真實早就消失了。從12歲開始，她就和家鄉的親人，和過去的自己漸行漸遠。今天的范雨素落腳在一個距離家鄉1000多公里外的大城市，唯一的聯系是每隔十多天給母親打一次電話，敘敘家常。老家原來存著很多小時候的讀物，有一次家里漏雨，把書淋濕了，被家人曬干以后堆在廚房里，用來燒柴引火了。母親現在和哥哥住在一起，談起女兒，她用得最多的話是“折騰”，“端過盤子，當過保姆，她過得最苦。要是能待在家里，像她四姐一樣當個老師多好”。但范雨素并不覺得四姐過得好。因為小兒麻痹癥導致殘疾，四姐嫁給了一個農民。她雖然很少和四姐聊天，卻能從四姐的眼神和表情里讀出不快樂，有跟她一樣被家暴后的閃躲和害怕。小哥哥的生活更是一言難盡。因為賭博，不僅欠了一屁股債，還丟了工作。成名之后，范雨素偷偷給小哥哥塞了3萬塊錢，是她做育兒嫂時存下的。“我不欠別人錢都過得這么難，他欠了那么多錢，別人會怎么看他和對他？肯定過得更難。”

范雨素很少直白地談自己與家人的情感，但會舉出一個又一個例子給你聽，都是她從手機上看來的。她說起一則新聞：每月到了領低保的那天，銀行門口總有六七十歲的老人排隊。老人們不會操作機器，就請工作人員幫忙，工作人員問為什么不讓孩子代領，對方回答：“代領了兒女就不會給了。”這則看似與她無關的新聞，范雨素重復了好幾遍，“農村里的感情是涼薄的。母親雖然對我好，但她的每一滴汗水都要流到我的兩個哥哥碗里，她幫不了我什么”。

和范雨素的理想世界比起來，這些都是不真實的。故鄉的貧窮不真實，母親的不幸福不真實，自己經歷過的苦難不真實，像浮萍一樣，和親人的被迫疏離不真實。所有弱者的被輕視、被欺凌都不應該“真實”，她背井離鄉走了那么遠的路，就是想離開這種“不真實”。而真實，存在于一個更為浩瀚廣闊的時空，就像她努力，甚至有點吃力地試圖用文字建立的那個時空。在那里，她和家人歷盡百劫，跨越千年，仍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