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亂”是清朝康熙年間爆發的一次重大危機，以吳三桂為首的“前明降臣”，對于朝廷撤藩之舉表現了激烈的抗拒和不滿，最終演化為吳三桂的反叛。不過，此時距離清朝入關已經歷三位帝王，明朝的支持者中對于吳三桂復雜的觀感也致使這次叛亂最終不可能動搖清朝的統治。

然而，這樣的評判自然只是我們今天出于對清朝歷史的了解而做的事后評價。對于當時的人們來說，“三藩之亂”是否會危機清王朝的統治，仍是尚未可知之事。尤其是中國周邊的屬國，因為道路不通，交通不便的緣故，它們想要真正了解“三藩之亂”可能導致的結果，就更加困難。

因此，通過研究當時的史料，去探尋這些屬國對“三藩之亂”的反應與應對，同樣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些國家對于清朝統治的看法和 態度。今天，我們就來探尋朝鮮對于“三藩之亂”一事的應對，和這些應對與反應所體現的中朝關系變化。

一、“三藩之亂”前的中朝關系

朝鮮與清朝的宗藩關系，可以追溯到明朝末期。彼時，朝鮮國因為壬辰之亂的兩次爆發，陷入國困民窮的窘境中，而雪上加霜的自然災害更是致使部分朝鮮平民開始選擇自謀生路。

在這樣的情況下，處于遼東的建州女真就成此為他們的一個選擇。自壬辰之亂后，歸附建州女真的朝鮮流民開始日益增多，這些流民所帶來的先進技術也成為當時尚未發展起來的女真人，最重要的憑借之一。

在這樣的情況下，朝鮮開始逐漸進入女真人的視野，彼時，女真雖然素來以武力稱雄于遼東一地，但是以“小中華”自居的朝鮮，卻依舊將之視為野人、蠻夷。這樣的情形下，兩股勢力并未有太過深入的交流。朝鮮與女真，僅僅簽訂了和平盟約，彼此互不侵犯。

直到努爾哈赤起兵反明之后，作為明朝附屬國的朝鮮曾經多次派軍隊與明軍一道征討女真，但是此時的女真卻早已非明朝所能壓制。歷次大戰的失敗，最終使得朝鮮不得不選擇臣服于這個被他們視為蠻夷的族群。南漢山之戰后，朝鮮國主不得不斷絕和明朝的番邦關系，轉而向女真稱臣。

此時坐擁燕京一地的女真已然建國，直到其入主中原，朝鮮都一直被它以強勢軍力壓服。但是，由于征討過程中后金的征服，朝鮮對于自己的這位宗主一直存在著頗多憎惡情緒。

這樣的情緒，體現在諸多方面，比如《朝鮮仁祖實錄》曾載“即聞哀痛教書，被奪于清兵，而書以崇禎年號。生事之患，誠極可慮！”

在崇禎帝自縊于北京煤山之后，朝鮮仁祖仍然奉崇禎年號。而自仁祖之后的朝鮮歷代國王，雖沒有明目張膽的使用前明年號，但是其國內書信、文獻大多以前明年號進行記錄。這樣的行為，一直持續到公元十九世紀朝鮮自定年號“光武”之后才廢止。

這種“猶不忍背棄大明”一方面的確表現了朝鮮國對于大明的忠誠與懷念，但在另一方面，何嘗不是對于曾經幾乎覆滅其國祚的后金最深刻的敵意。

二、“三藩之亂”過程中朝鮮君臣的主張和應對

1、前期：北伐派對吳三桂的積極響應

朝鮮對清朝的敵意，從其宗藩體系建立之初就已經出現。而它又在“三藩之亂”爆發時達到了高峰，在清朝對“三藩之亂”進行剿滅的同時，朝鮮君臣也開始密謀“北伐之事”。

這樣的說辭，猶以朝鮮國士林勢力最為熱衷，并無功名在身的儒生羅碩佐上書言道：“吳三桂既據南方，蒙古亦不親附，天下事變，迫在目前；乘此機會，練兵峙糧，大可以復仇雪恥，小可以安國保民。”不僅在野的儒生對此躍躍欲試，就連朝堂上也出現了支持“北伐”的聲音：“彼若生疑而動兵，則正好乘機。我國自有十萬精兵……不十日可據沈陽。沈陽既舉，則關內震動，事無不成之慮。”

這些建議或者說陳情中，綜合來看共有兩種主張，一是聯合對于清朝不滿的勢力，如臺灣的鄭氏族人，北方的蒙古勢力以及已經舉兵反明的吳三桂，與這些勢力合縱連橫，鉗制清朝勢力；二是趁其不備，以十萬精兵北上攻取清朝盛京沈陽，搗毀其“龍興之地”。

2、后期：反對派開始對輿論進行壓制

雖然種種言論下，北伐之事似乎馬上就能實現。然而這些議論最終均未能成行，許多主張不再“對犬羊（清廷）屈拜”的大臣，在這一階段的討論中，逐漸開始意識到北伐之事的不可行。

這主要是因為反對北伐者的出現。這些反對者中，包括了此時的朝鮮國王，他對于羅碩佐“大可以復仇雪恥，小可以安國保民”之說不置可否，對于當時洶涌的北伐請愿，史書中只留下“上不賜批答”五字。而對于所謂“對犬羊屈拜”之說，更是毫無反應。

而北伐之說開始偃旗息鼓，也與當時朝鮮君臣對于“三藩之亂”的具體態勢愈發了解有關。由于清朝初年，清廷對朝鮮的提防策略，朝鮮使臣想要進一步了解清朝時事一直困難重重，以至于在康熙十四年正月，朝鮮歸國使臣竟然出現“北京危矣”這樣的誤報，而這樣的誤報在“三藩之亂”初期更是數不勝數。

但這樣的情況最終發生了改變，在當時，關注清朝政局動蕩的不僅僅有朝鮮，日本更是如此。為此，兩國曾經私下中進行多次資料和情報的交換。在這樣的信息交互下，兩國最終對“三藩之亂”的始末和態勢有所了解，由其是在云南被清兵攻入后，北伐一事的議論，就開始逐漸偃旗息鼓。

結語

“三藩之亂”過程中，朝鮮對清態度的轉變極為戲劇性，尤其是關于北伐的言論，從一開始的甚囂塵上，到最后的無人問津，其實質是朝鮮對于清朝國力以及政治態勢認識的逐漸變化。

一開始，朝鮮君臣皆認為：“吳王自前多散金帛，收拾人心，故自關外至遼東莫非吳王之腹心，而非但漢人、假韃輩亦且居半，雖事誅戮，不可勝誅，而人人皆有企待之意，若聞吳王北來之奇必將響應……蓋吳王曾慮后患，初既虛葬，今日之計講之已久云”。

然而當吳三桂反清的真實情況出現之后，北伐之事轉時間就成為過眼云煙，即使再熱衷于此道的臣子，也不敢再提及此事。相反，對于清朝使者責難朝鮮國未表示對“三藩之亂”的關切時，后者更是急忙上書解釋，稱朝鮮“僻在海隅，未及知之云矣。”

這種前后矛盾的做法，實質上是朝鮮“北伐”思潮的幻滅，在“三藩之亂”平定之后，臺灣鄭氏也因為清廷的攻勢而選擇投降歸順，而蒙古屢叛屢降的奇怪態勢更是在康熙帝的懷柔手段下被壓制下來。自此，清朝迎來了康雍乾三朝盛世，而再無復明希望的朝鮮，也最終開始以大國之禮尊奉清廷為宗主。

參考文獻：

1.《順康時期李朝與清朝關系探析》

2.《論“三藩之亂”時期朝鮮與清朝的關系》

3.《“三藩之亂”期間朝鮮遣清使研究》

4.《華夷觀與朝鮮后期的小中華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