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院試管多少錢（一張結(jié)婚證）

4月的北京，最后一波春寒將走未走，夜晚時仍是寒風蕭瑟。湯伶有一點發(fā)抖，她跺了跺腳，一對眉頭緊皺，臉上表情也是可見的冰涼。“起碼有6年，我沒睡過一場好覺了”，湯伶說著，摘下厚厚的眼鏡，露出她深深的眼圈。作為北京土著，她的成長安定且優(yōu)渥。現(xiàn)在的

4月的北京，最后一波春寒將走未走，夜晚時仍是寒風蕭瑟。湯伶有一點發(fā)抖，她跺了跺腳，一對眉頭緊皺，臉上表情也是可見的冰涼。

“起碼有6年，我沒睡過一場好覺了”，湯伶說著，摘下厚厚的眼鏡，露出她深深的眼圈。

作為北京土著，她的成長安定且優(yōu)渥。現(xiàn)在的她50歲，在職場上過了小半生，很早學會了投資房產(chǎn)。如今的她，本應該松一口氣了。

然而，現(xiàn)在的她如在冰窖。

“再過不久，我和我9歲的小女兒，還有83歲老母親，住在哪里都不知道，就要流落街頭了”，湯伶說，她在北京的4套房產(chǎn)，包括繼承得來的一套回遷房，現(xiàn)在都正在被拍賣，其中的一套，前不久已經(jīng)拍賣掉了。

人到中年，平靜的生活被突然推翻。如果要追究源頭，那大概是在2011年，又或者，是在2008年……

怎么說呢？它源自一場“騙局一樣”的婚姻。

孩 子

王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談到“丈夫”這個詞，湯伶面露難色，像是自嘲一般，無奈地說：“就算他是所謂的前夫吧。”

她的人生在婚姻這件事上，似乎極不對付。

1996年，湯伶的第一場婚姻，是身邊所有人眼中的良配。兩人是單位同事，男方畢業(yè)于清華。他們的感情基礎深，男方的事業(yè)很順利，談吐落落大方，但只過了兩年，關系說變就變。

1997年，湯伶母親因多發(fā)性腦梗引起的抑郁癥發(fā)作，表現(xiàn)出很多臆想癥狀。她執(zhí)意照顧母親，接到了小家庭生活，但對母親的一心一意，多多少少影響了生活。

漸漸的，丈夫不回家了。

結(jié)婚不過2年，兩人開始分居，婚姻名存實亡。

破鏡本難圓，但這個過程拖拖拉拉，用了8年，兩人才接受這個事實。在那8年時間里，湯伶等她的丈夫回頭，希望他重回家庭，2005年，兩人協(xié)議離婚。

湯伶說，經(jīng)過這一場失敗的婚姻拉鋸，她對愛情、對家庭，沒有了信任。

她曾一度以為，自己不會再婚。“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我也不需要通過婚姻找一個長期飯票，事實就是這樣”。

轉(zhuǎn)折發(fā)生在2009年，湯伶的父親去世，人生況味一時雜陳。在四五天的采訪中，無論何時談到父親，湯伶都會紅了眼眶，過不久，淚水就滾下來。

“老人家沒閉眼，他是不放心我”，湯伶止不住嗚咽。

父親一直介懷她的婚姻不順、沒有兒女，“沒有家庭和小孩，就好像是，和身邊同齡人格格不入，沒有正常人所屬的那種幸福感”，湯伶說，她不想讓父親失望。

從那時起，她想要一個孩子，“像中邪一樣地想”。

王東，此時成為她人生的拐點。

她的第二次婚姻，在最初就像一場“交易”。

湯伶想要孩子，但那需要一本證書。領到了結(jié)婚證后，2011年5到7月，湯伶和王東去往北醫(yī)三院，做試管嬰兒、后誕下一女嬰。備孕的從前到后，王東只出現(xiàn)過一次，那次需要他提供精子。

王東想從婚姻中獲得的，是一張北京戶口。

根據(jù)北京落戶政策，與北京戶口人士締結(jié)婚姻后，滿15年的配偶可落戶北京。王東對湯伶說，他希望早點落戶北京，于是他提出，將結(jié)婚日期提前幾年。

“結(jié)婚日期也能提前？”湯伶懵了。

王東告訴她，這在山東是可以操作的。“他當時說，自己一哥們兒在山東鄆城，是當?shù)孛裾值念I導。他讓哥們幫忙，就能將日期提前”，湯伶說，她不懂操作過程，一切安排好后，2011年4月在鄆城民政局，她就按照安排的照做。

終于，證下來了。湯伶想不到，這張證將會套住她本人和她所有的一切。

補 丁

結(jié)婚證上，是湯伶10年前的照片。那時的她顯胖、帶眼鏡，一頭烏黑短發(fā)，干凈利落。王東那年39歲，亦是顯胖，若有笑容。

湯伶和王東（又名王德生）的結(jié)婚證，上面?zhèn)渥⒅骸敖Y(jié)婚證遺失（損毀），特發(fā)此證。補發(fā)日期：2011年4月12日”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結(jié)婚證，其實是基于一個謊言：

兩人是在2011年第一次“辦證”，但證件上顯示，“登記日期：2008年1月29日”。又在備注一欄，填寫的信息顯示：“結(jié)婚證遺失（損毀），補發(fā)此證。補發(fā)日期：2011年4月12日”。

結(jié)婚登記的日期，被提前了。

湯伶解釋說，兩人從未在2008年登記結(jié)婚過，這只是個虛假的理由。2011年，她與王東去鄆城的民政局，做的卻不是“辦理結(jié)婚登記”，而是“補領結(jié)婚證”。

按照王東的安排，在辦“補領手續(xù)”時，湯伶在情況說明一欄寫道：“本人與對方于2008年4月12日在聊城市婚姻登記處登記結(jié)婚。本人與對方至今仍維持該狀況，現(xiàn)因婚姻登記證遺失，申請補領。”

于是，在結(jié)婚證上，兩人的結(jié)婚登記時間是在2008年。

事實上，兩人從來沒有“登記結(jié)婚”。虛構(gòu)的登記機關是在聊城市民政局，2017年8月7日，聊城市民政局專門作出一份答復，其中明確寫道：“我局經(jīng)過查詢，未查到湯伶在我局辦理過婚姻登記。”

沒有登記結(jié)婚，卻領到一張結(jié)婚證。這，滿足了王東“盡快落戶北京”的需求。

“陷阱”也由此而來。

過程并不復雜，2012年年底，王東找到湯伶，提出自己的公司資金周轉(zhuǎn)困難，想要借錢。湯伶將自己名下一處房產(chǎn)抵押，在典當行拿到250萬元，全借給了王東。

這不是王東第一次借錢。

早在2006年，湯伶就借給王東100萬元，那時，他們認識一年左右。兩人是經(jīng)過共同的朋友相識。湯伶了解到，王東是個山東的生意人，公司在北京也有辦事處，“最初的印象，覺得人還算靠譜”。

陸續(xù)地，兩人的感情升溫，“說是喜歡也好，曖昧也罷，兩人就這么處著”，湯伶說。

在此期間，湯伶累計借給王東252萬。這筆借款在2007年11月還了回來，雖然只有不足本金的235萬。

自從有了孩子，湯伶辭掉工作，王東在2012年年底再次借錢時，她已經(jīng)沒有積蓄，“我當時想，別說我們有一個孩子，有這種血緣關系了。哪怕是普通朋友，能幫上忙的，都應該幫一下”，湯伶這么說。

她沒想到，這會是一個無底洞。

此后一段時間，王東遲遲還不上款。一天，典當行打來電話，說湯伶抵押在那的房本，被一個人要求帶走。湯伶開始了解到，王東還存在其它大額債務。然而此時，2013年到2015年兩年時間，她幾乎見不到王東，也聯(lián)系不到他。

2015年的一天，王東突然出現(xiàn)，說是來看看女兒。湯伶想的卻是另一件事，她說：“終于見到他了，我就想，把我倆的事情處理清楚，劃個界限。”

湯伶先是提出，由于當年結(jié)婚證是“虛構(gòu)”獲得，能不能撤銷婚姻關系？王東一口拒絕了，他的解釋是，那個哥們已經(jīng)不在民政部門上班。

無奈之下，湯伶只想從速。2015年5月22日，她與王東在北京西城區(qū)辦理了離婚手續(xù)。但湯伶很快就明白了，這于事無補。

時 間

離婚過后沒多久，湯伶開始處理個人債務。“當初離婚很急，我們就約定了，抵押在典當行的那部分債務由我來還”，湯伶說。

她也只有一個辦法，賣房。

湯伶名下的4套房中，她賣出了其中大的一套。交易在中介平臺進行，很快，一買家付了首款270萬元，湯伶趕緊償還了典當行借款和銀行貸款，但在過戶前，發(fā)現(xiàn)這套房被查封了。

不只這套，其它3套房的狀態(tài)也是“查封中”。

離婚后的第4天，2015年5月26日，官司就追上門來。王東的債權(quán)人之一王登波，向法院起訴，要求王東、湯伶等人償還債務，從之后的判決中看，涉及債務計本息共約300萬元。

湯伶曾嘗試申請執(zhí)行異議。她被查封的4套房產(chǎn)中，尤其是繼承得來的一套回遷房在北京二環(huán)內(nèi)，單這套價值就在700萬以上，4套房產(chǎn)的市場價值，在當時共約2500萬元（2015年）。財產(chǎn)保全申請中，應保全的是同等金額存款或同等金額的財物。

但是，這項異議的申請很快沒了意義。緊接著，2015年6月12日，又一債權(quán)人——李建國起訴王東、湯伶等人，要求償付債務。從一審判決結(jié)果看，僅本金就有1498.26萬元。

湯伶說，她是到了這時，才知道王東挖下的“無底洞”有多么深。

盡管名下4套房產(chǎn)被查封，但湯伶回憶當時，自己卻有一股盲目自信，“我以為的是，婚姻關系存在明顯瑕疵，況且我全部的資產(chǎn)——那4套房產(chǎn)，都購買于2008年以前，是個人名下的婚前財產(chǎn)，我想理應是不被追償?shù)摹保瑴嬲f。

現(xiàn)實卻是鐵一般無情。

2016年，兩宗債權(quán)糾紛案的一審判決出具：王登波的債權(quán)，由王東、湯伶和李建國等人承擔；李建國的債權(quán)，由王東、湯伶等人承擔。

毫不意外，王東名下幾無可執(zhí)行的資產(chǎn)，“所以到最后，這些債務實際都是由我承擔”，湯伶說。

就以結(jié)果論，王東用個人名義借貸的、主要用于他山東的公司經(jīng)營的債務，被法院判定為王東與湯伶一起承擔的“夫妻共債”。

為什么它是“夫妻共債”？

法院依據(jù)的是《關于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guī)定（以下稱“二十四條”）：

“債權(quán)人就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quán)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quán)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的，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guī)定的情形除外。”

其中，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guī)定的情形是：“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所得的財產(chǎn)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chǎn)清償。”

湯伶表示，她和王東并沒有約定“財產(chǎn)歸各自所有”，那么對她而言，要證明王東所欠債務是個人債務，舉證義務在她。否則，她注定挑起這擔“夫妻共債”。

邏輯的吊詭之處是，她對王東的公司經(jīng)營從無了解，根本無從舉證。

“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是以保護債權(quán)人利益為導向的，目的在于規(guī)避債務人通過配偶轉(zhuǎn)移財產(chǎn)、逃避債務。事實上，它并不是新話題。

爭議由來已久，由“二十四條”導致的、夫妻一方被欠債現(xiàn)象，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

針對亂象，有關部門早就進行了“糾偏”：2017年9月，最高院發(fā)布了“二十四條”的補充說明，相當于打上“補丁”。尤其重要的是，其中規(guī)定：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額舉債，則由債權(quán)人和舉債人證明該款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一言以蔽之，舉證責任由“被欠債”的夫或妻，轉(zhuǎn)移到了債權(quán)人身上。

到2021年，民法典開始施行，“被欠債”亂象被徹底根治。民法典規(guī)定，夫妻共債的認定，需有“共債共簽”原則。即，債務關系發(fā)生時，夫妻共同簽字、或一方在事后追認的，才可被認定為夫妻共債。

如果，這場糾紛在2021年后發(fā)生，由于湯伶從未簽字或事后追認，所以，她根本不會被追究償付責任。

死 路

湯伶身后，是一個被欠債的夫或妻“舊有群體”。時間似乎和他們作對。

但她仍看到一線希望。

湯伶案的特殊之處在于，按她的話說，“我和王東的婚姻有明顯瑕疵”。

案件二審時，湯伶補充了辯護事實和理由。她主張，她和王東的婚姻關系應該撤銷，因為，結(jié)婚證上顯示的婚姻登記時間2008年1月29日，并無事實依據(jù)。

她還提出了“退一步”的主張：即便認定存在婚姻關系，也應該從2011年4月12日起，而非一審判決中的2008年1月29日起。

兩者的區(qū)別巨大。

根據(jù)一審、二審等判決書，李建國主張的債務關系，均從2008年2月份起。這就表明，當初將婚姻登記時間推向的時間點，剛剛好地，囊括了王東與李建國、王登波等人發(fā)生借貸行為的時間。

湯伶不得不懷疑，這個“剛剛好”的寓意。

它太像一個設好的陷阱。

關于這段婚姻，王東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說：“他認可湯伶的主張，2008年的登記日期是虛假的。”但他表示，他也沒有存心“陷害”，時間的巧合沒有相關性。同時，“我也沒想到，公司的債務，怎么會牽扯到她的婚前財產(chǎn)。”

二審過程中，湯伶為支持自己的主張，要求對婚姻關系進行確認。如前文所述，聊城市民政局作出答復，“我局經(jīng)過查詢，未查詢到湯伶在我局辦理過結(jié)婚登記”。

看起來，形勢對湯伶有利。

湯伶還對辦理了“補領手續(xù)”的鄆城縣民政局提起訴訟。根據(jù)裁定書，審理法院確認了兩件事：第一，2011年4月12日，王東和湯伶辦理的是“補領結(jié)婚證”；第二，實際情況是，兩人從未在聊城市民政局辦理結(jié)婚登記。

但這“一線希望”，至此開始變得渺茫，又是“時間”，再次和湯伶作對。

根據(jù)裁定書，法院認為，湯伶對鄆城縣民政局提起訴訟時，已經(jīng)過了6年，超過了5年的法定起訴期限。因此，湯伶的主張被駁回。

一審過后，無論在聊城市中院的二審，還是經(jīng)山東高院的發(fā)回再審，皆維持原判。

要注意的是，二審過程中，債權(quán)人李建國提出新的事實和理由：

李建國出示了一份審計報告，據(jù)他主張，王東的公司財務，有部分用于了湯伶購置房產(chǎn)、或其它家庭支出。所以，應當認定這起債務糾紛為“夫妻共債”。

根據(jù)二審判決書，李建國提出，2007年，王東指使公司會計給湯伶打款235萬，用于購置房產(chǎn)——但是，這筆款雖然通過公司結(jié)算，卻是王東償付給湯伶的借貸本金。更何況，這筆款項發(fā)生在2007年，“即便是按照2008年時間算，也不在婚姻存續(xù)期間”，湯伶說，那時根本還沒有家庭，何來家庭的共同支出？

不過，據(jù)判決書顯示，李建國還在這份審計中證明，王東公司多次給湯伶報銷電話費、物業(yè)費、水電費等等。

二審判決書顯示，法院認為，根據(jù)李建國提供的審計報告，涉案借款“一部分直接用于湯伶的個人消費”，因此，法院認為這部分債務為“夫妻共債”。

關于結(jié)婚登記日期的問題，二審判決書顯示，法院認為“結(jié)婚登記是否應予撤銷，屬于相關行政部門的職權(quán)范圍，不屬于本案民事訴訟的審理范圍，因此，法院對湯伶的該主張不予處理。”

無法推翻2011年“補領”的結(jié)婚證，也就無從擺脫自2008年起的“夫妻共債”，湯伶就此走到了“悖論”的閉環(huán)。

就案中的突出問題，南風窗記者采訪了北京通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浮，他曾經(jīng)手大量“夫妻共債”類案件、代理過小馬奔騰“遺孀負債2億”等案。

陳浮認為，就民法中的基本原則論，真實性不應忽視。在湯伶案中，2008年至2011年間，婚姻關系是否存在仍需定奪，不可能因為一張證書“篡改”過往。同樣地，不能因為法定的對行政行為的訴訟時效限制，就放棄了追究真實性。

話雖如此，湯伶現(xiàn)在的生活，很難再見起色。

從一審、二審到再審，湯伶被判定承擔債務，現(xiàn)在，到了執(zhí)行階段。曾經(jīng)的4套房產(chǎn)，現(xiàn)在剩下3套，依然是朝不保夕。湯伶說，一整套司法程序都走完了，想要繼續(xù)申訴，留給她的只有信訪渠道。

她現(xiàn)在仍堅持，至少要保住祖宅拆遷得來的那套回遷房。“我母親從小就生活在那一區(qū)，如果被攆出去，她一定會死。我還有9歲的小女兒，她那么無辜，今后怎么辦？”

湯伶說，她沒得選，只能走下去。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向治霖

編輯 | 李少威

新媒體編輯 | 何煎妮

排版 | 孫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