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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盧芹齋的古玩店在美國東海岸的紐約開業。這位張靜江曾經的仆人從7年前自立門戶,他舍去了絲綢、茶葉、折扇甚至開辦豆腐店這類利潤很薄的業務,自己控制的來遠公司只做利潤豐厚的古董文物。他本人,也由一位留著辮子、出身卑微的中國人,成功轉型
1915年,盧芹齋的古玩店在美國東海岸的紐約開業。
這位張靜江曾經的仆人從7年前自立門戶,他舍去了絲綢、茶葉、折扇甚至開辦豆腐店這類利潤很薄的業務,自己控制的來遠公司只做利潤豐厚的古董文物。他本人,也由一位留著辮子、出身卑微的中國人,成功轉型為名震西方收藏界的年輕才俊:C .T. Loo。當他將業務重心從巴黎轉移到紐約后,開始將銷售對象鎖定在東海岸那些美國權貴們身上。
而在東海岸的舊金山,此時正掀起了一陣“中國風”。
自1915年2月起,美國政府為了慶祝巴拿馬運河通航,在舊金山市舉辦了為期幾個月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雖正值一戰期間,博覽會也吸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31個國家參展。
袁世凱北洋政府對這次博覽會的高度重視,將其作為中國走向國際舞臺的一件大事。早在1914年4月,袁世凱就親自召見了美國派遣赴華游說的勸導員愛旦穆,決定成立籌備此次盛會的事務局,為參會做了認真地籌備。
照片:參加萬國博覽會的中國代表
有資料顯示,張靜江的另一位舅父、龐元濟(字萊臣)的堂弟,曾留學美國的龐元浩(1881—1951年,字贊臣)攜帶了一批龐元濟所收藏的中國字畫,以參加這次博覽會的名義送往美國;按照羅拉所撰寫《盧芹齋傳》中的描述,在1914年8月抵達中國的盧芹齋,因第一世界大戰爆發受戰火阻絕,只有選擇在這年底與張靜江的小舅子姚叔來從上海乘船同赴美國。
從如今弗利爾美術館藏品等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龐元浩攜帶龐元濟的收藏赴美,與盧芹齋和姚叔來的赴美,這兩件事之間的聯系相當緊密,甚至可以說是早有安排、早有預謀。
有關這一故事,下文再繼續描述。這一回,我們先來看看從1915年——這個由中國人掀起的向美國出售文物古玩的高潮中,與弗利爾做生意的另外兩位來自上海的古董商人:李文卿和游筱溪。
壹 李文卿們在紐約刮起的“東風”
2019年,適逢張大千先生誕生120周年,國內的數家美術館為其舉辦了隆重的紀念展覽。
從2018年年底至今年中,一位名叫李順華美籍華人藝術家在上海接受了《新民周刊》等幾家媒體的專訪。
李順華(別名李庬,號大胡),祖籍江蘇無錫,1934年生于上海。這位85歲的老人、張大千的弟子,便是李文卿的孫子。
1949年之后,跟隨李文卿做生意的兒子李凌云移居美國,孫子李順華留在了上海。他于1952年離開上海赴香港,然后由1954年遵父命由香港赴巴西,拜張大千為師學習書畫,“隨侍杖履”達數十年。
李順華與李文卿無緣相見,在他向媒體的回憶中,部分還原了當年李文卿赴美做古董生意的情況。
據李順華回憶,爺爺李文卿為無錫人,出生貧苦,最早以兜售眼鏡為生,后聽從朋友建議入行做古董。在上海的古董生意做大后,開設了文源齋古董店,主要經營青銅器、瓷器、字畫生意。李文卿曾經在蒲柏路(今太倉路)416號建造了“五上五下”的大房子,此后又在如今的新天地一代造了七幢石庫門房子,與自己家的大房子連在了一起石庫門房子中的弄堂,被稱為鴻儀里。
在第一篇文中,曾提到過一份民國六年(1917年)《李氏重葺宗祠落成記》,據其中載:李文卿“以商戰雄海上,凡宇內人士之出骨董求售者,無不真贗立辨,貿易之盛甲于東南。然且渡東瀛赴歐美與泰西大博古家相聯合,頻年海舶往還迄無暇。”
這與李順華先生的回憶相一致,他在接受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萬君超先生采訪時,回憶道:“......李家世代居住在無錫鄉下的鴻聲里(其在上海建筑的弄堂被命名為鴻儀里,是有紀念家鄉之意——筆者按)。祖父發了財后就在鴻聲里造了一座很大的李氏宗祠,祠堂前有石馬、石俑。這個祠堂我只看到過老照片。”
在是此專訪中,當四川張大千研究中萬君超問及:李文卿為什么會想到去參加美國“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
李順華表示對具體情況并不是很了解。但他介紹說,李文卿當年的文源齋在上海古董行中比較出名,結識了包括小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內的一些美國藏家,同時也結識了盧芹齋、龐元濟等人,于是開始一起做“洋莊”生意,“......經常是一段時間在上海,一段時間坐船到美國,返程時也到日本,”他回憶說。
實際上,從目前有限的資料、文獻分析,李文卿開始赴美做古玩生意,正是盧芹齋將業務重心從巴黎轉向紐約之時。
有關李文卿是否參加過1915年舊金山舉辦的那次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或者如同龐元濟的堂兄龐元浩那樣,借此販運文物到美國出售,目前尚沒有直接的證據。
盡管如此,我們也可大致揣摩出如下一個輪廓:
在1915年,舊金山市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中,來自中國的參展產品達10萬余種,占整個博覽會的參展產品的50%以上。趁著舊金山刮起的這股“東風”,來到美國推銷商品的也包括一些來自上海的中國古董商人們,他們的產品與眾不同,不是酒類和絲綢,而是濃縮了中國幾千年文化的古董字畫、玉器和青銅器。
實際上,讓這些做“洋莊”生意的中國商人們赴美還有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因為歐洲正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只有剛剛富裕起來、欣欣向榮的美國,才是承接這些寶物的理想場所,也才他們理想的市場。
貳 與弗利爾成批量交易中的字畫
1915年,李文卿(Lee Van Ching 約1869——1931年)的文源齋,出版過一本名為Description of famous Chinese paintings 的圖書,該書用英文介紹了上海文源齋古玩店李文卿的大量藏品。據網絡資料,在同時美國一家畫廊還出版過文源齋藏品的英文目錄:Van Ching Lee:Van Yuen Tsar Curios Store,這本冊子中,詳盡介紹了其收藏的有宋明陶器、古代石雕、玉雕、鼻煙壺、青銅器、宮廷家具以及字畫。
另據國內某舊書交易網站的素材顯示,在1917年2月,李文卿曾在紐約舉辦過一場為其四天的中國古董珍玩拍賣會,為此專門在美國制作了英文版拍賣目錄——《中國博古家李文卿藏品》(The Lee Van Ching Collection)。
該拍賣目錄顯示,這場拍賣會在位于紐約麥迪遜南廣場的美國藝術畫廊(American Art Galleries)舉行,從1917年2月14日,持續到2月17日,其中的拍平共有816件,標明出自清宮舊藏的珍品便有19件。
由此可揣測,李文卿向美國人販賣文物正肇始于這段時間。正如在本系列文章第一篇所提到過的,那幅被歸于戴嵩名下的《騎牛過河圖》(Crossing a Stream on a Water Buffalo)正是被李文卿在1916年于紐約賣給了弗利爾。
這一時期,由李文卿在紐約直接向弗利爾賣出的中國字畫絕不僅是這一幅,若是以Li Wenqing為關鍵字,檢索弗利爾美術館的藏品,大約有300多項,其中絕大部分為1916年前后,弗利爾本人在紐約從李文卿手中購得。在這些藏品中,除了部分玉器、雜項外,還有大量字畫。
可見在1915——17年,文源齋曾與弗利爾做過一單大生意,成批量地賣給對方一批字畫。弗利爾美術館網站資料顯示,這段時間經由李文卿手賣給弗利爾的中國書畫,其中大部分為明清時期的偽作和仿作。
這些作品大多會歸于歷史上某位知名畫家名下。比如上述那幅歸于戴嵩名下的《騎牛過河圖》,而以下這幅《鑒馬圖》(evaluating a Horse)則被歸為戴嵩的師傅韓滉名下。該圖尺幅為縱119.8厘米,橫89.2厘米,后被館方鑒定為明清時期仿作,同樣此圖也是李文卿于1916年在紐約賣給弗利爾的。
這些字畫參雜了大量的偽作和仿作。這可能基于以下幾點,中國傳統繪畫本身的學習過程便是對前輩的臨摹,其次從明代開始,因為蘇州等地的市場經濟發達,歸于名家筆下的造假盛行,而李的藏品恐大部分出自于這些行家之手;
另一方面,相對古玉、青銅器、石雕、陶器等文物的鑒定,中國古代字畫的鑒定門檻更高,也更為西方人所陌生。當時如弗利爾這樣的收藏家,對于中國繪畫的理解和研究尚不足,他們僅僅從紙張的年代、畫作的色彩、尺幅的大小等等視覺元素來衡量一幅作品的價值,而對于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流派、尤其是文人繪畫中所提倡的道德水平以及其中蘊含的文學趣味,尚缺乏系統地研究和學習。
既然李氏族人對他高超的鑒賞能力毫不懷疑,他們描述說:“凡宇內人士之出骨董求售者,無不真贗立辨”——那么李文卿對于這些字畫的真偽顯然是心知肚明的,作為生意人,在將這些偽作、贗品出售給美國人時,他并沒有任何心理壓力。
不光是李文卿這樣做,同樣來自上海的游筱溪也出售了一些這類的偽作與仿作給弗利爾。比如下邊這幅被歸于南宋四大家馬遠名下的《溪石垂釣圖》(Fishing under a Rock Spire),該圖后被館方鑒定為帶有浙派風格的明代偽作,尺幅為縱186.2厘米、橫104.4厘米。
該圖同樣為弗利爾本人于1916年在紐約經游筱溪之手購得。
與此同時,在1916——17年這段時間,弗利爾所購入的大量良渚古玉,也多來自李文卿和游筱溪,有關部分下回再作介紹。
【注】 此部分內容參見刊發于2019年4月《典藏·古美術》文章:《我與張大千及其友人: 李順華先生訪談實錄》,作者為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研究員萬君超先生。以及《新民周刊》2019年5月22日刊發文章:《李順華:“我一定要澄清,絕無齊白石看不起張大千一說”》
何熙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