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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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有這樣兩個人：一個用40多年的時間喝掉了兩噸茅臺，一個用18年的時間為國家供稅超1400億，對國家的經濟作出極大貢獻。他們倆不是別人，正是中國煙酒行業的翹楚：“煙王”褚時健和“酒王”季克良。那么二者是如何抒寫出這樣的傳奇人生呢？一切
在中國，有這樣兩個人：一個用40多年的時間喝掉了兩噸茅臺，一個用18年的時間為國家供稅超1400億，對國家的經濟作出極大貢獻。
他們倆不是別人，正是中國煙酒行業的翹楚：“煙王”褚時健和“酒王”季克良。
那么二者是如何抒寫出這樣的傳奇人生呢？一切還要從他們各自的人生經歷談起。
煙草大王褚時健 少年賣酒攢經驗
1927年農歷臘月初一黎明時分，褚時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華寧縣江邊一個臨時搭建的木屋里。
父親褚開運和母親褚王氏在他出生前一直緊張擔憂著，怕他跟之前的兩個哥哥一樣養不活。
為了不讓還未出生的褚時健步兩個哥哥后塵，褚王氏即將臨盆前，褚開運不知道從哪聽來的迷信，帶著妻子離家跑到江邊生孩子，希望借著江水的氣運給還未出生的褚時健以加持。
褚時健沒有讓父親失望，落地后哭聲嘹亮有力，祖父褚發珍感慨地看著嗷嗷大哭的褚時健沉吟良久，嘴里呢喃出兩個字：“石柱”
石柱，褚時健的小名，似乎也在冥冥中暗示了成年褚時健如石柱子一般沉穩、堅毅、踏實的性格。
時光荏苒，褚時健像所有普通孩子一樣慢慢長大。15歲前，褚時健的生活可以說是無憂無慮。
雖然家鄉物質匱乏土地貧瘠，但好在父母健在，父親褚開運常年在外做生意，褚家在整個“矣則”村（褚時健家鄉的村名）中的生活條件屬于中上游。
15歲那年，父親褚開運在外做生意時，被日本人的炸彈炸傷。一年后，褚開運離世，褚時健無憂無慮的生活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父親的離去斷了褚家的主要經濟來源，看著飽受生活打擊的母親和5個嗷嗷待哺的弟妹，身為大哥的褚時健只得放下學業，主動承擔起了家中的大部分農活。
好在褚時健家里還有一個和三伯家共同經營小小的烤酒坊，那是褚時健爺爺留下來的遺產。
靠著這個小小的烤酒坊，褚時健一家人至少還不用餓肚子。也是從進入烤酒坊烤酒起，褚時健逐漸對經商有了覺悟。
喜歡觀察、愛琢磨的褚時健在烤酒中發現：溫度的高低影響著出酒率和糧食成本。為了降低成本，褚時健想方設法在烤酒時提高酒坊內的溫度。
這樣別人需要3斤糧食烤出一斤酒，他只用2斤就能烤出一斤酒，余下的的糧食不但夠全家人果腹，還能有余錢讓自己和弟妹們上學。
在褚時健后來的企業經營上，很多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做事特點，都是他少年時在烤酒坊中參悟出來的。
比如烤酒中，褚時健不僅認真觀察，還會將各種觀察到的數據認真記錄在本子上，方便他在烤酒、賣酒的各個環節中及時作出調整。
而賣酒時，褚時健每次挑酒到集市上，都會根據上一次賣酒所得的數據，故意少挑一些。
褚時健清楚，物以稀為貴，挑得少了，人家才會搶著買。每次賣到最后，褚時健都會用勺子敲敲酒缸，這是他在烤酒時學習的本領。
只要一敲酒缸，褚時健就知道酒缸里的酒的度數、成色如何。一旦他發覺度數、成色都不如剛挑賣時候得好了，就會立刻降價，半送半賣。
這樣自己不僅不虧，還會拉攏很多回頭客，覺得他做買賣實誠，下次還買他的酒。
也就是這一時期，褚時健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意”。
自傳中，褚時健說：
“我從小就是這樣，做什么事都要做好，下河拿魚要比別人拿得多，烤酒我也不輸人。
做一件事，力氣一樣花，馬馬虎虎地做力氣就白花了，認真總是沒有錯。從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會觀察，會總結，找到規律。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規律，規律搞清楚了，辦法就出來了。
悶著頭做事不動腦子，力氣用盡了也不一定有好收獲。搞物質生產，就是消耗要低，質量要好。成本核算和產品質量都非常重要。
不管什么事，你要先搞懂才做，不懂的事，先向別人學習。不然你虧本了都不知道為什么。”
家里日子稍微好些后，褚時健重新萌生了讀書的想法，已經小學畢業的褚時健心里清楚：沒有文化今后什么也干不了。
1944年8月，安排好家里的一切，16歲的褚時健背著包裹獨自踏上了去往昆明龍淵中學求學的路。
畢業后，褚時健參了軍，打過仗、當過糧食征收員、當過鐵路警察，因為在每個工作崗位都表現十分出色，1952年，褚時健成為華寧縣盤溪區的區長，1957年擔任任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長，1958年底，褚時健到玉溪元江縣紅光農場工作。
褚時健說，這是他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低谷，那一年，他30歲。
努力工作 拯救企業觸底反彈
紅光農場的地理位置深處高山大峽谷谷底，常年溫度保持在40度上下，周圍環境荒草叢生，害蟲毒蛇肆虐。
壯年突來的無妄之災，并沒有讓褚時健像其他人一樣唉聲嘆氣，他清晰地知道，“情緒”向來都是沒用的東西。
因此，無論是病得快要死了，還是餓得頭暈眼花時，褚時健的心中都沒有過多的絕望情緒。
只要身體情況稍微好轉，褚時健就會認真地將農場分給他的各項任務做到極致。日常里，褚時健遇到唉聲嘆氣充滿絕望的同事時還會勸說他們：“莫生悶氣了，有什么用？不要做沒用的事，要找事情做”。
努力終究會有回報，1963年褚時健被調往新平的曼蚌糖廠，擔任廠長。
這是個多年虧損的糖廠，全廠共有固定職工200多人，每年產出的糖雖然都會銷售一空，但年底一算賬，糖廠只賠不賺，需要靠著新平財政每年補貼20萬元才能存活。
也正因如此，糖廠職工的待遇也很差，工資每年只能發5個月，工人們如果不出去打零工，連溫飽問題都沒法解決。
同年5月23日，褚時健到糖廠上班，工廠工人見到褚時健的第一反應是：寒酸得讓人看不下去。
沒有人拿褚時健當回事，因為這個位置已經像走馬燈似的換了不少人。工人們已經麻木了，反正每天把機器開著就好，誰來誰走他們并不關心。
面對這樣的廠子，褚時健沒有灰心，他拉著工廠負責戛灑部分榨糖業務的工人，在曼蚌和戛灑之間的榨糖點考察了一次又一次。
餓了就在農家湊合地墊墊肚子，累了就在農戶或其他工人家里簡單住下。褚時健并不是不懂榨糖，在農場的日子里，因為吃不飽飯，褚時健曾經建議過將上報后余下的甘蔗榨些糖給大家補充營養。
建議被批準后，褚時健便做起了為農場榨糖的工作，原先褚時健并不知道怎么操作，但少年時烤酒的經驗令褚時健敢于嘗試，一來二去，就會了。
帶隊考察期間，褚時健每提一個問題都在點子上，這讓糖廠工人感到詫異：從來沒有一個新來的廠長這么了解榨糖工序。
工人們好奇的問褚時健是不是榨過糖，褚時健回答：榨過，但是不再廠子里。
往昔早已認命的工人們瞬間一改頹喪之氣，感覺未來的生活有了盼頭。
經過多方考察和嘗試，褚時健找出了糖廠的虧損原因。結合他少年時烤酒賣酒的經驗，褚時健親自上陣指揮。
1969年年底，褚時健只用了半年的時間就讓原本虧損的糖廠轉虧為盈，整整凈賺8萬元。
在褚時健自傳里提到，當年的工人說褚時健記錯了，是凈賺11.7萬元，因為廠子連年虧損，所以他們對那年的凈利潤記得格外清楚。
第二年，糖廠的純利潤由8萬上升至20萬，第三年已經接近40萬。
往后的日子里，糖廠發展越來越好，利潤越來越高，廠里職工生活越來越滋潤。
褚時健閑不住，解決了虧損問題后，褚時健又在糖廠加入了烤酒，并在糖廠規模壯大后，重新在旁邊創立了紙廠。
在糖廠工作的16年里，褚時健創造出了屬于自己的第一個神話。
工作出色調往煙廠 成為煙王供稅1400億
1979年，褚時健由于工作出色，組織調任他前往玉溪拯救即將倒閉的玉溪煙廠。
對于玉溪，褚時健并不陌生。他曾經是玉溪地委的干部，玉溪人民得知褚時健將糖廠帶領得風生水起后，便想到了他。
玉溪地委書記胡良恕親自來找褚時健，對褚時健說：玉溪地區急需一位能抓好經濟的領導干部，希望褚時健能過去做分管經濟的副專員，兩人一起把玉溪的經濟建設搞上去。
褚時健表示：他更擅長管理廠子，人最好在適合自己的崗位上。
胡良恕聽后，覺得有道理，給了當時的褚時健兩個選擇：去玉溪市當玉溪卷煙廠的廠長，或者去峨山的塔甸煤礦當黨委書記。
從面積上講，兩個廠子規模相當。但是從效益和當時發展上講，玉溪卷煙廠不如塔甸煤礦。
不過玉溪卷煙廠有一點好處，那就是廠子在玉溪城里，而塔甸煤礦的地理位置在峨山縣，離玉溪城十分偏遠。
褚時健原本不想離開他辛苦打造的糖廠，但是心中卻又覺得，這些大事應該回家跟妻子馬靜芬商量。
多年來，無論多苦遭多少罪，馬靜芬都一直在褚時健身邊陪伴，從未動過離開的念頭。
褚時健嘴上不會說，但是心里十分感激馬靜芬，如果沒有妻子，褚時健也不知道自己會怎樣。
因此什么事情，褚時健都愿意跟妻子商量商量，聽聽妻子的意見和建議。
城市里出身卻困在農村20年的馬靜芬壓根就沒思考，直接回答褚時健：“還考慮什么？當然是玉溪！”
褚時健不想去玉溪，但是看著頭上已冒出銀絲的妻子，褚時健還是作出了妥協，去玉溪卷煙廠當廠長！
1979年，玉溪卷煙廠經歷了20年的發展，因為各種原因，早已出現機構臃腫、生產力低下等問題，廠子里的領導拉幫結派，導致決策緩慢，無法落到實處。
不僅如此，整個煙廠的拳頭產品“紅梅”年產量才10多萬箱，并且還不是全部出售，有很大一部分被積壓在倉庫里發霉。
所以玉溪卷煙廠的經營情況可想而知，工人工資也只有其他廠子員工的一半，技術工一個月才30元，普通員工只有10多元。
由于廠內環境也不好，很多工人都得了氣管炎。
地方也想辦法找過人才來拯救卷煙廠，但是那些人才來這里不久，就全都走了。
玉溪當時的技術員、后來成為著名的紅河卷煙廠廠長的邱建康說：“在褚時健到玉溪卷煙廠之前，前幾任廠長根本就不知道該干什么。”
其實，褚時健對當時的煙廠也有點犯怵，去玉溪前，褚時健對妻子馬靜芬說“去煙廠，有點怕”。
馬靜芬理解丈夫，他知道褚時健不是怕搞生產，而是怕煙廠里錯綜復雜、拉幫結派的人際關系。
果不其然，剛到卷煙廠的褚時健就被原先的12位領導人給了個下馬威，直接把拖家帶口的褚時健分配到了一個滿是污水、年久失修的只有20平米的員工宿舍里。
來到玉溪的第一晚，褚時健一家三口是在一堆木條木板木箱的包圍中度過的。
后來，煙廠管生活的黨委副書記例行工作過來看望，褚時健指著自己的職工宿舍問：“你們是不是和我住一樣大的房子？”
副書記面露囧色：“要大點。”
褚時健說：“那怎么給我住這么小的？”
副書記不好交代，只得說去查查，第二天就把前廠長住的48平米的房子分給了褚時健。
房子問題解決后，為了解決心中的“怕”，褚時健專門找了地委書記胡良恕。
褚時健對胡良恕只提了一個要求：一年之內，凡是到地委告他狀的，胡良恕都不要管，讓褚時健自己處理。
胡良恕二話沒說，便答應了褚時健的要求，并正式地將褚時健這一要求寫到了文件中。
拿到尚方寶劍的褚時健開始在廠子里大膽放手抓生產，褚時健發現：廠里的員工大多懶散，上班時候不是打盹就是閑著聊天，干活的人極少，偷奸耍滑的卻很多。
其次，拳頭產品“紅梅”因為質量問題，退貨量也很大。
群眾反映，一包煙應該是20根，“紅梅”的里邊卻經常出現18、19根的情況。
一條煙是10盒，紅梅卻出現了9盒的情況。
廠子里的環境衛生也讓人堪憂，散煙東一根、西一根地亂放。
地面臟亂差，好像長時間沒有打掃，廠子里雞鴨鵝亂飛。
褚時健詢問后得知，因為廠子效益不好，這些是養起來給職工們補身體的。
褚時健氣得頭發懵，在糖廠時，每一根甘蔗的擺放、機器的清理，褚時健都要求工人們做得仔仔細細一絲不茍。
煙廠讓褚時健大開了眼界，褚時健準備大干一場。褚時健找到原先的12個領導班子解決問題，但是那12個人分成兩個幫派。
褚時健在時，兩個幫派合二為一，一起排擠褚時健；褚時健不在時，兩個幫派各站陣營，斗得你死我活。
12個原有領導都不聽褚時健的，褚時健一讓他們解決問題，幾個人不是推三阻四，就是去胡良恕那告褚時健的狀。
胡良恕劈頭蓋臉就給前去告狀的人一頓臭罵：“不看看什么時候了？以后配合好褚時健就行了！”就這樣，在胡良恕的配合下，褚時健的工作終于正式展開。
他先是在廠里開了職工大會，嚴肅地告訴職工們，以前的不良工作習慣不會再被慣著了，再發現，一律處罰；
其次，他直接跑到了地委找胡良恕要求調走一直跟他對著干的一位林姓黨委書記，褚時健很強硬：“他干，我走！我干，他走！”
最后，褚時健根據國家政策給廠里工人們漲了工資，并堅持親自在第一線監督，帶領著工人們從衛生、質量逐一抓起。
在褚時健的一點點努力下，玉溪卷煙廠逐漸從瀕臨倒閉上升為亞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現代化煙草企業，玉溪卷煙廠也改名為“云南紅塔山集團”。
18年來，在褚時健的帶領下，累計創造利稅超1400億元，褚時健也創造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二個神話，成為了中國名副其實的“煙王”。
而在同一時期，能與“煙王”褚時健相媲美的，自然就是煙廠的老鄰居——貴州茅臺酒廠的“酒王”季克良了。
江南書生研究釀酒 為提升質量喝2噸茅臺
1939年4月，季克良出生于江蘇南通，是個不折不扣的江南書生。
畢業后，季克良帶著一腔熱血，一頭扎進了茅臺鎮的懷抱。
從老家到茅臺鎮，需要九天時間，在從遵義到達茅臺鎮等車的三天里，季克良忍痛掏了3角六分錢，給自己買了人生中的第一杯茅臺。
茅臺酒的沁香和灼熱溫暖了季克良強壯的胸膛，季克良陷入了對未來的無限憧憬中。
然而，一下車，季克良立刻就被茅臺鎮澆了一頭冷水。
眼前荒寂、破落的景象讓季克良滾燙的心瞬間涼了一大截，季克良定了定神，決定先看看再做決定。
所謂禍不單行，當晚，季克良的行李就被偷了，這無疑是給原本就窘迫的季克良雪上加霜。30年后，記者在采訪中問季克良：“當年那種情況你有沒有想走？”
季克良不是很習慣談論自己，想了半天才說：“沒有想到走，我想，自己是團員、班長，怎么能一遇到困難就退縮。”
當年的茅臺廠一直在走下坡路，1000多畝的廠子，只有1/5發揮產能，年產量才200多噸，年虧損量高達84萬元。
那時廠里的職工一個月才幾十塊錢，為了維持廠子，廠里只能不斷地向外調職工。
這件事引起了周總理的高度重視，周總理指示：要起用有關專業的大學生，針對茅臺的品質逐一研究分析。
就這樣，季克良在國家的號召下，進入了廠子，前往生產研發的第一線工作。
剛開始，季克良從技術員做起，拉車、背糟、踩曲、除甄。
不管是哪個環節，季克良都努力認真學習，反復比對做記錄。
采訪中，季克良說：“背酒糟時，常常因為重心不穩摔下酵池，烤酒時常常累的暈過去，高溫作業環境下，衣服從來就沒有干爽過。”
功夫不負有心人，1965年，季克良通過學習在全國第二屆白酒技術協會上發表了里程碑式的論文《我們是如何勾兌酒的》。
隨后，他又逐步憑借著積攢的經驗找到了提高茅臺酒質量的九種方法。
在季克良的努力下，茅臺酒的生產質量大大提高。
后來，季克良被下放，下放的三年里，季克良在車間里干遍了苦活累活，也練就了只用鼻子，就能準確判斷出茅臺酒的年份、香型及酒精度是多少的本事。
采訪中，季克良回憶起那段時光說：“說良心話，如果不是那三年，我感覺我在茅臺會沒有現在這樣的一個結果。”
1972年，尼克松訪華，周總理專程用陳年茅臺酒招待，瓶蓋一打開，酒香頓時溢滿整個大廳，香味濃郁而不干焦，酒香歷久不散。
“茅臺熱”就這樣在周總理的帶動下，傳到了祖國的大江南北，茅臺的產量也逐年遞增。
1978年，茅臺廠終于在虧損了十七年后，迎來了首次盈利。1983年，季克良升為茅臺廠廠長，但由于是技術崗位出身，季克良還是希望自己能回去專心搞研究。
兩年后，季克良終于等到批準，重新回到技術崗位。
隨后，季克良又根據茅臺的特色給出了“茅臺喝出健康來”的獨到見解。
季克良表示：一瓶茅臺，從選水到銷售總共需要5年的時間。
五年里，生產出原酒后，要先存放3年，3年后原酒取出用來進行勾兌后，再存放2年，方才能出廠。
茅臺酒是用赤水河水釀造的，里邊經發酵后含有上千種微生物，有九百多種香氣成分。
研究發現，茅臺酒含有對人體有益健康的乙酸、乳酸和酚類化合物等物質，適量飲用有益健康。
這一理念，令茅臺酒的銷量再次翻番。
2003年，茅臺產量首次突破一萬噸，季克良成了當之無愧的“酒王”。
在季克良的帶領下，截至2011年季克良退休，茅臺的銷量已經達到240多億元。
而季克良自己也在采訪中表示：“為了研究茅臺酒，他這個平常并不喝酒的人，在酒廠工作的40多年時間里，足足喝掉了兩噸茅臺酒。”
2016年，在有心人的安排下，一直互聞其名卻未見其人的“煙王”褚時健與“酒王”季克良在一次會議上相見，二人緊緊握著對方的手久久不放。
2019年，煙王褚時健在云南逝世，享年91歲。
2021年，82歲的酒王季克良參加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召開的，“為50名中國企業改革發展事業杰出貢獻人物”頒獎典禮，在典禮上獲得紀念獎章。
視頻中，頭發花白的季克良依然能夠拿著鐵鍬，向技術人員演示當年的傳統工藝。
時光雖催人老，但老一輩企業家們為國家作出的貢獻確是永遠鮮活，歷史記錄了他們付出的每一頁，他們的事跡將在史料中被經久流傳。
參考文獻：
丁夕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