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門112多少錢一包（試辦托拉斯）

在查閱山西省陽泉市地方煤炭工業檔案資料時，看到這樣一段史料文字：“1964年6月27日，經山西省委批準，陽泉市委發（64）82號文件決定成立陽泉市煤炭工業公司，按托拉斯形式組織經營生產，同時組建了公司黨委，原市工業局所轄的南莊煤礦、漢河溝煤

在查閱山西省陽泉市地方煤炭工業檔案資料時，看到這樣一段史料文字：“1964年6月27日，經山西省委批準，陽泉市委發（64）82號文件決定成立陽泉市煤炭工業公司，按托拉斯形式組織經營生產，同時組建了公司黨委，原市工業局所轄的南莊煤礦、漢河溝煤礦、白羊墅煤礦、阜山煤礦劃分給煤炭公司。……1969年10月6日，陽泉市革委發（69）117號文件決定，陽泉市煤炭公司革委會機構為政工、生產、后勤三大組，托拉斯組織解體。”

山西省陽泉市煤炭工業公司東方紅煤礦（白羊墅煤礦）史料照片

“托拉斯”，這個曾經在中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學過的詞匯，現在讀到，覺得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過去一提起托拉斯，大家就會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壟斷財團，認為它是資本主義國家壟斷集團剝削工人階級的產物，應該予以批判。孰不知，在上世紀60年代，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曾經進行過組織托拉斯的實驗，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不但初步改善了企業管理混亂、效能不高的局面，而且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科學技術水平，實現了較好的經濟效益。

收權與放權的輪回：用行政辦法管理企業是行不通的

對于中國而言，在改革開放之前，社會主義的建立和發展都曾向蘇聯學習。無論是政治、軍事、經濟，還是科學、文化、教育，甚至穿衣、住房、唱歌等等，很多地方我們一直向蘇聯老大哥看齊。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學習并采取了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模式，這種模式對于集中全國的財力物力人力于重點工程建設、全面醫治戰爭創傷、合理分配資源、改變地區布局等起到過積極作用，國家經濟建設也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隨著我國經濟規模越來越大，這種管理體制弊端日顯。在這種體制下，行政命令高于一切，事無巨細一概包攬；“婆婆”事事插手，“媳婦”處處受氣。這種多頭領導、分散經營、用行政辦法管理工業的模式，完全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價值規律、市場調節和經濟杠桿的作用被嚴重忽視，不但使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得不到很好的發揮，而且難以對同一行業的生產、建設進行統一規劃和合理布局，難以在地區之間和廠礦之間進行合理的生產分工和協作，致使各地各部門都想自成體系，“大而全、小而全”的“萬能工廠”比比皆是。甚至不顧全局利益，爭投資，爭項目，重復建設，盲目生產，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浪費。

20世紀50年代中期，黨和政府對工業經濟管理體制存在的種種弊端就有所察覺和認識，提出了蘇聯模式“不如我意”，要“以蘇為鑒”，并在1956年前后進行了一系列以下放企業管理權為中心內容的體制改進工作。一時間，大批原由國家各部主管的企業紛紛下放管理權到了省、市、縣，但是這種權力下放并沒有真正到了工廠企業單位，同時受“大躍進”的影響，“放權”搞活全國經濟的初衷不但沒能實現，反而使多頭多級管理和分散經營的問題愈加突出。工業管理由原來的“條條管理”，變成各地的“塊塊管理”，在企業管理上出現了更大的混亂。有些地方的做法還沖擊了全國計劃，給國民經濟和工業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后果。

不得已，國家又陸續收權，1960年，各大中企業又重歸中央管理。很快，原有的高度集中的工業經濟管理體制的種種弊端又日益顯露出來。自此，我國工業發展陷入“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又統”的怪圈中。

據史料記載，當時全國工業出現的最大問題就是“散”。比如，1964年前后，全國汽車制造廠共有220個，分別由一機、三機、五機、八機、交通、冶金、建工、衛生、公安、總后勤部等10個部門和25個省、市管理；制藥廠有297個，分別隸屬于工業、衛生、商業、農墾、水產、文教、公安（勞改）、手工業等各部門和省、市、專區、縣、公社、甚至生產大隊；沈陽市有463個全民所有制企業，分屬中央17個部、委的38個局，省的18個廳、局，和市的20個局管理；同一行業的企業，如橡膠行業的11個企業，中央部門管2個，省管2個，市管7個。

如何把五根手指頭捏成一個拳頭，如何讓這一盤盤散沙聚集成一個個超強的集團力量，以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協調發展，一時間成了當時中央領導人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

試辦托拉斯：組織聯合公司，減少行政干預

放權與收權的輪回表明，我國工業經濟體制弊病的癥結，不在于工業企業隸屬關系和管理權限的集中與分散這種表象，而在于國家長期以來單純運用行政方式、依托行政組織管理經濟的這一深層次的實質，這就揭示了我國工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在改變國家單純采用行政手段的狀況上。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試辦托拉斯的問題。

1960年春，中央在考慮“二五”計劃后三年的規劃問題時，曾議過組織托拉斯的問題，并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中央認為，托拉斯是工業發達國家找到的比較進步的組織管理形式，機器設備利用得比較合理，經濟效益提高得也比較快。中國的工業建設可以試走這條路子，組織托拉斯性質的專業公司。

1960年，是我國國民經濟處于嚴重困難的一年。托拉斯問題雖然提了出來，但國家正全力以赴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沒有來得及作出具體部署。隨著經濟形勢開始好轉，改革舊體制，組織托拉斯的嘗試，再一次被提上日程。1963年，中央決定在工業、交通部門組織專業公司，試辦托拉斯。

試辦托拉斯，是從煙草行業開始的。為解決煙草行業中爭原料、搶市場等問題，1963年3月16日，中央決定對煙草行業實行集中管理，統管全國卷煙原料的收購和產品的銷售。當年7月1日，第一個具有托拉斯性質的聯合企業——中國煙草工業公司正式成立，這標志著我國試辦托拉斯的工作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中國煙草工業公司成立后，陸續接管了62個卷煙廠、1個復烤廠、1個機械廠和1個印刷廠，實行托拉斯的管理辦法。

同年9月11日，另一個托拉斯性質的聯合企業——中國鹽業公司成立，統一領導全國鹽業的生產、運銷業務，實行統一經營、統一核算，托拉斯試點準備工作繼續向前推進。

初步試辦了兩個托拉斯后，1963年12月15日至1964年1月7日，國家經委召開了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對試辦托拉斯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和征詢意見，并在此后會同工業、交通各部門開始研究試辦托拉斯的具體方案。

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業部黨組向國家經委、中央書記處提出了《關于華東煤炭工業公司組織領導關系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準備在徐州成立華東煤炭工業公司，將建設以徐州為中心的生產規模達8000萬噸左右的煤炭基地。報告還提出，為集中統一，加強基本建設工作的領導，華東煤炭工業公司建立黨委會，實行煤炭部黨組和華東局的雙重領導，凡是屬于政治工作、生產建設和技術業務工作等，由煤炭部根據中央指示做出決定；凡是屬于由地區統一部署的工作，由華東局做出決定。華東煤炭工業公司所屬的廠礦企業的黨委，實行以華東工業公司黨委同省、市委的雙重領導。4月30日，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這樣，我國試辦的第一個托拉斯企業正式成立，試辦托拉斯的探索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196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原則同意并批轉了國家經委黨組《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報告》，報告確定了1964年中央各部試辦的第一批托拉斯名單，共有12個，其中全國性的有9個，分別是：輕工業部所屬的煙草公司和鹽業公司，第一機械工業部所屬的汽車工業公司，農業機械工業部所屬的拖拉機、內燃機公司，紡織工業部所屬的紡織機械公司，冶金工業部所屬的制鋁工業公司，化學工業部所屬的橡膠工業公司和醫藥工業公司，地質部所屬的地質機械、儀器公司；地區性的有3個，即煤炭工業部所屬的華東煤炭工業公司，水利電力部所屬的京津唐電力公司，交通部所屬的長江航運公司。《報告》還確定了托拉斯性質的工業、交通公司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集中統一管理組織，是在國家統一計劃下的獨立經濟核算單位和計劃單位。

在中央工業、交通部門試辦托拉斯的同時，有6個省市試辦了11個托拉斯，分別是：黑龍江省的糖業公司，遼寧省的柞蠶絲綢工業公司，北京市的玻璃總廠和塑料總廠，上海市的輕工業機械公司、標準件公司和絲綢公司，天津市的機床公司、造紙公司和燃料化學公司，重慶市的皮革公司。

此外，其他各省市也在組織專業公司的基礎上新辦了一些托拉斯，其中，山西省于1964年6月在煤炭行業試辦托拉斯，1966年擴大到建筑、路橋等行業。1964年6月27日，經山西省委批準，陽泉市煤炭工業公司成立，按托拉斯形式組織經營生產，同時組建了公司黨委，原市工業局所轄的南莊煤礦、漢河溝煤礦、白羊墅煤礦、阜山煤礦劃分給煤炭公司。

解讀托拉斯：攜起手來一起干，讓大家都擁有美好的生活

托拉斯，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其定義為：“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高級形式之一，由若干生產同類商品或是在生產上有密切聯系的大企業為壟斷某些產品的產銷，以獲取高額利潤而聯合組成的壟斷組織”。

世界上第一家托拉斯，是1882年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組建美孚石油公司。美孚，是英語Mobil的音譯。當然，這兩者的讀音并不很貼近，“Mobil”準確的音譯應該為“莫比爾”。當年Mobil進入中國發展業務時，要取個中文名字來登記，就請了一位頗有國學造詣的高人將Mobil譯成“美孚”。“美”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美國，代表這家石油公司是美國人（洛克菲勒）創辦的，二來，“美”也有“美好生活”的意思；“孚”，語出《詩經?大雅?下武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有“誠信”之意。故“美孚”有“來自美國，創造美好生活，又以誠信為依托的公司”的意思。

事實上，托拉斯是英語Trust的音譯，其基本意思就是信任、信托、照管、受托基金機構。從“美孚”這一在音譯的基礎上具有實際含義的名稱中，我們大體可以知道，托拉斯就是這樣一種組織：參加托拉斯的企業，基于信任，將自己的股票交給一個托管人，托管人從托拉斯的集體利益出發，作出各項決策，開展經營活動，最終讓每一位參與者都能夠獲利，從而讓大家擁有美好的生活。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既然拴在一根繩子上了，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那咱就一心一意好好干吧。這就是托拉斯在生產力方面表現出的優越性，它將原來企業之間的外部競爭關系，轉化為整個企業內部的組織關系，從而極大地擴大了企業的生產經營范圍，達到了進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改進產品質量的目的。

具體來說，諸多企業合并成一個托拉斯之后，原來分散在各個企業、工廠的生產資料就會集中成為共有的大規模的生產資料，通過對生產同類產品的諸多工廠進行仔細地比較和選擇，從節約成本又提高效率的角度出發，集中那些位置最優越、技術力量最雄厚、機器設備最先進的工廠來進行大規模生產，這樣就會促使企業實行更為有效的分工，實行生產的專業化。如果托拉斯進一步實行縱向聯合，不僅控制生產，而且控制原材料資源和加工，這樣就可以進一步改善企業的經營，從而能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在資本主義社會，托拉斯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生產組織形式，是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是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在我國社會主義體制下，又是如何運用西方的托拉斯管理模式，來推動社會主義的經濟呢？

成效顯著：試辦托拉斯當年，企業就扭虧為盈

據國家經委黨組于1964年6草擬的《關于試辦工業、交通托拉斯的意見報告（草案）》規定，我國試辦托拉斯的基本特點是對內實行高度集中管理，對外實行全行業壟斷經營，并大大減弱了地方各級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按照這一原則，各托拉斯企業組建以后，即著手改組生產組織，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適合社會化大生產和專業化協作的經營管理方式，使產供銷比較協調，而且企業只有一個“婆婆”，辦事快，效率高，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比如，華東煤炭工業公司，采取“一個公司，二線分工，三級核算”的管理模式。一個公司，就是把全華東地區煤炭工業的百余個國家計劃單位和獨立核算單位，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國家計劃單位和獨立核算單位，也就是一個內部由公司、分公司和礦（廠）三級組織構成的統一企業。二線分工，就是把企業的產、供、銷三件大事，在公司、分公司和礦（廠、隊、處）之間，按兩條線進行分工，供應和銷售管理集中到公司，分公司和礦則集中精力抓好煤炭生產。三級核算，即公司為獨立核算單位，分公司為公司內部核算單位，礦（廠）為公司內部基層成本核算單位。

這樣一來，公司掌總舵，管方向、管大計；分公司吹號角，管落實，管執行；礦（廠）沖鋒陷陣，管生產、管效益。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保證了生產經營管理的集中統一、得心應手。

華東煤炭工業公司試辦托拉斯后，在經濟效益上有了明顯提高。1961年以來，華東地區部屬煤炭企業連續4年全行業虧損，在仍按老辦法管理的1964年，一年的虧損額就達832萬元。1965年起改行托拉斯辦法，第一季度就扭虧為盈，全年除還清貸款和連年債務5000萬元以及上交稅賦外，上交利潤1.3億元。當時華東公司的礦井設計能力約占煤炭部部屬全部礦井的18.5%，實際煤炭產銷量則約占23.5%，而上交利潤則占1/3，全公司各項工作都呈現欣欣向榮的局面，許多方面，如韓橋礦的薄煤層采煤機械化，寨里礦、龐莊礦和曹莊礦的質量標準化，謝一礦的機電設備管理，李一礦的節約坑木，高坑礦的“兩堂一舍”等，都在全國煤礦中居于先進地位。可以這樣說，華東公司時期，是華東煤炭工業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

托拉斯的試辦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已經看出了組織起來的好處。過去一個廠礦不能辦到的事情，現在托拉斯能夠辦到。過去多頭領導難以辦通的事情，現在托拉斯也比較容易辦通了。例如，煙草工業過去由各省、市以至專、縣多頭管理，大家爭煙葉，搞計劃外的生產，濫出牌號（全國共900多種)，使煙葉很難統一調撥，原有企業生產能力不能充分發揮，名牌產品產量減少。煙草托拉斯統管了全國煙廠以后，把全國104個煙廠調整為62個，卷煙牌號減少到270多種，而卷煙生產能力卻從330萬箱增加到480萬箱，卷煙質量也有了顯著的提高。從成立煙草公司到1968年末，共上繳稅利56億元。1965年成立的中國橡膠工業公司，直接管理著112個企業，一年時間產值增長了14%，上繳利潤增長24.3%，成本降低14.7%。中國醫藥工業公司將全國297個藥廠調整為167個，而1964年第一季度抗菌素、磺胺藥、解熱藥等6大類原料藥的產量，由1963年的7700噸，增長為1966年的14500噸，增長了1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8倍，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了1.9倍。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時至今日，當年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組織管理經濟的改革思想，一直得以延續。改革開放之后，企業集團的涌現、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中央國有企業實行戰略重組等等，都是當年以多種形式組織托拉斯的進一步運用和發展。因而，研究上世紀60年代試辦托拉斯的歷史，吸取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提供有益借鑒，具有新的時代意義。（張文平）